从维熙:人类爱大海，因为身后有岸
□新时报记者 徐敏
从维熙，职业作家，20世纪70年代因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写作品类，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从维熙生于此地，胸中自有一股慷慨之气。2019年10月29日，86岁的从维熙病逝，这意味着一个特定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离去。
“破帽遮颜过闹市”的20年
1933年，从维熙出生在河北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位满腹中国文化的老人。小时候，祖父无意间摸到他脑后长着一块“反骨”，慨叹万千。少年时的他不懂祖父说的话，直到1957年被卷进“台风眼”后才理解了祖父的意思，“果真被爷爷言中了。我当上了一名穿越中国历史的马拉松运动员。”从维熙在晚年散文集《我的黑白人生》中写道。
在北京的街巷赶过大车，在山西当过“煤黑子”，在河北的农场劳作过。那些日子里，从维熙虽然以鲁迅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为生活蓝本，但知识分子的虚荣和自尊仍然常常咬噬着青年作家的心。有次他在北京旧城城根往马车上搬砖头时，一名刚巧经过的大学女同学认出了他。会面无比尴尬，两手握在一起时，从维熙手上坚硬的老茧显然刺到了女同学的手，致使她吃惊地低下眼睛。他犹如受了电击一般本能地缩回了手掌，继而背过身去。人生之路，已然殊途。
和其他同样经历过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从维熙虽然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但是晚年回忆性散文中鲜有抱怨和不平，而是从苦难的罅隙中解读出光明和希望。有人曾问他，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最富有生命特色的记忆是什么，从维熙的答案是，当“煤黑子”时，一名一同劳作的学习矿山地质的文人，知晓自己生命不久矣之前，给了他一块从煤炭中挖出来的珍贵龟化石，龟背上还粘连着一块直立的煤矸石。“那很像一座写满经文的石碑压在龟背之上。”从维熙说。这件事让他从大山腹地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象征。在泥泞的沼泽中，他们依然负重爬行。
从维熙在一篇《泅渡者言》的文章中写道，西方有位哲人说：“人类爱大海，因为身后有岸。”后来发觉自己和许多受难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混沌年代表演的也是一曲曲浪与舟的悲歌。“大海是非常美，但是如果没有岸，人类还会对大海一往情深吗？”
所幸，他最终靠岸了。
写下一个时代伤痕的文学印迹
搁笔21年后，从维熙于197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他的作品风格从此前追随孙犁以散文笔法抒写田园生活，转而成为慷慨悲壮、严肃深沉的写实小说。他选择了“大墙”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通过一群大墙之下的人的悲惨遭遇，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混沌和荒唐。
值得一提的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和巴金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当时，从维熙把小说寄给了巴金主编的《收获》，年过七旬的巴金亲自过目拍板，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让编辑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在杂志的醒目位置发表。
果然，小说发表后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和共鸣，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巴金顶住了压力，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后来，又是巴金力排众议，在《收获》上发表了从维熙另一部被认为有“敏感情节”的小说《远去的白帆》，这部小说获得1984年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回顾从维熙的创作历程，自《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一生最优质的文学创作也集中的这个时代。他的小说写受难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受难者们承受着肉体折磨和精神酷刑，却依然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如《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知识分子范汉儒，以牺牲自己的爱情来表现对祖国深沉炽热的爱；《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中，陆步青在烧锅炉的5平方米小屋里，继续着他尖端的科学研究……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深刻感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因为作品题材大都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这也导致从维熙的作品有比较鲜明的不足之处。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艺理论家王庆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中评价：“小说有着鲜明的主观倾向性，使读者缺少回味思考的空间。……对时代的反思还有局限性，致使人物理想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不过，瑕不掩瑜，在今天看来，从维熙的小说依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维熙和他的文友们
刘绍棠是从维熙年轻时期最好的朋友。从维熙19岁时，在当时天津一份报纸副刊的集会上认识了16岁的刘绍棠，“16岁的他，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静听他的宏论，心中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刘绍棠去世一年后，从维熙曾如此回忆他。
后来的多年中，两人持续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限于谈论文学，双方甚至渗透到彼此的家庭生活中，刘母和从母都非常喜欢儿子的文友。看不到未来光明的夜晚，从维熙不记得多少次推开刘绍棠家的大门，和他秉烛夜谈，借酒浇愁。两人旅居各地时也是频繁通信，刘绍棠每次写给从维熙的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困顿年代，刘绍棠是给他生存支撑力最多的朋友。两人归京后，刘绍棠又为《大墙下的红玉兰》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由衷地鼓与呼。可惜的是，1997年刚刚年过花甲的刘绍棠离世，从维熙沉痛、麻木而伤感。每逢清明节，他还经常去给故人扫墓。
如果说从、刘二人是同道中的挚友，那么孙犁则算是从维熙的师长，文学上的引路人。他的小说处女作就是发表在孙犁主持的《文艺周刊》上。结识孙犁本人之后，孙犁那种恬淡清纯的个性和在无为中展现有为的人文品格，都让他深深折服。“我得以进入文学行列，孙犁的美文是影响我的第一要素。”从维熙在回忆孙犁的文中写道，而孙犁也对他展现出来的文学笔力极为欣赏。即便是在人人都想和他划清界限的劳改期间，孙犁仍然爽朗地跟他说：“别的不敢说，请你喝粥吃烧饼，我绝对做得到！”
《钟山》杂志社原编辑徐兆淮和从维熙打过20多年的交道。起初两人相识并不太愉悦。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辑集出版一本全国短篇小说选本，未能事先征得同意就收录了一篇从维熙的短篇。从维熙当即写信表示强烈义愤。徐兆淮得知此事后，立即通过刘绍棠向其致歉并补寄了稿费，平息了这件事情。“当时我觉得，从维熙是位颇有个性、为人直率的作家。”徐兆淮说。经过这个小风波，他与从维熙结交为终生文友。
2019年10月29日，一生都用笔墨、心灵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人生信念的从维熙去世，留下了满架飘香的一树红玉兰。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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