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霸：循吏的巧伪者 读吕著笔记之一
黄霸
黄霸，西汉的名臣，班固的《汉书》将他编在《循吏传》中。“循吏”也就是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好官。《汉书·循吏传》上说黄霸年少时就学习法令，曾任郡中钱谷会计，管理的账籍清清楚楚，廉洁有名，深得上司的信任。自武帝末年起，执法更趋苛刻，昭帝即位后，还是仍沿袭着武帝时的旧规，唯黄霸采宽和之政而特立独行。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即位不久的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令朝臣讨论欲给武帝上“尊号”配“庙乐”，群臣争相称颂，独长信少府（掌皇太后宫中事务）夏侯胜发表反对意见。他说：“武帝虽有驱四夷，拓疆域的功绩，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众的死亡，国库也因此而空虚，民穷财尽，百姓流离，死亡者超过了一半，说不上有什么功德恩泽，不配上尊号、庙乐！”朝臣一致谴责他“毁先帝，不道”（大逆不道），有人揭发时任丞相长吏（相当于丞相府的秘书）的黄霸知而不报、偏袒附和，结果两人一同入狱，判为死刑。
在狱中，黄霸想跟夏侯氏学习《尚书》，夏侯氏怕牵连他而推辞，黄霸却引用孔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深为感动。于是，两人身陷囹圄，却“讲论不怠”。二年后，关东四十余郡地震，朝廷大赦，黄霸与夏侯胜被释，分别任以新的官职。这时，适逢宣帝求宽仁之吏，黄霸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一帆风顺，先后任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职。尤其在颍川任上，史称“治为天下第一”，宣帝还下诏表扬他，说“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此后，黄霸官秩连升，先是为太子太傅、又迁御史大夫，不久代丙吉为丞相，又封建成侯。《汉书》上说“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后世遂将他与当时的另一循吏龚遂并称为“龚黄”，视为循吏的代表。
夏侯胜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史书上称他“为人质朴守正”，观上文“毁先帝”一事，黄霸大约也像夏侯胜一样属于耿直而不肯说假话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耿直的循吏代表，明代史学家王夫子却说他是“多伪饰”（《读通鉴论》之四：汉循吏多求名伪饰），史学家吕思勉也说“黄霸伤于巧伪”，说汉自宣帝起，兴教化，求宽仁之吏，但也是自这时起“渐有离生活而言教化，以沽名誉，黄霸等实开其端”。（《秦汉史》）这当然也是有史料根据的。《汉书·循吏传》记有一则“鹖雀事件”，有点闹笑，现不避文繁，节录如下：
五凤三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凤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五凤三年，即公元前五十五年，某一天黄霸召集下属官员询问各地来京汇报情况的长吏、守丞时，原在京兆尹张敞府上做窝的“鹖雀”飞集到丞相府的屋上。据注释家的训读：“鹖”本作“鳻”（读音“芬”），两个字可通用，说它“体大而色青，出羌中，俗称鹖鸡”。总之，这是当时大家见过知晓的一种雀类。但黄霸却说它是神雀，便与大家商议，要将神雀飞集他府上的事奏闻于宣帝。
黄霸何以要把“鹖雀”说成神雀来上奏皇帝呢？原来，汉人都认同“天人感应”的观念，帝王们非常重视麒麟、凤凰之类的祥瑞之物出现，认为这是上天对他治理的认可与嘉奖。黄霸等正在向长吏、守丞询问地方上的情形，突然“皇天报下神雀”，这不是上天派下神雀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吗？这不是对他黄霸治绩最好的肯定与奖励吗！于是，他把这个大家都熟知的“鹖雀”称为神雀，准备上奏皇帝，于是下属、长吏们也就不做声了，大家假装着都不识这个“鹖雀”。后来获悉这个神雀是从京兆尹张敞家飞来的，黄霸这才作罢。事后，长吏、守丞们都窃笑丞相仁厚有智略，却有点“微信奇怪”。
其实，这哪是有点相信神怪呢？难道他们都看不出黄霸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翻版吗？恐怕是碍于丞相的权势不敢直说吧？《汉书》上说黄霸“归颖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颖川尤多”。在他治理过的颍川，好几次出现过神雀之类的祥瑞之物。看了上文“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边吏多知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二句，我们就知道所谓“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颖川尤多”，大约也是在玩“指鹿为马”之类的把戏！这一点，就连当时的严延年也看出是黄霸在弄虚作假。严延年时任河南太守，河南郡与黄霸治下的颍川相邻，有一年河南界闹蝗灾，而颍川郡却“娄蒙丰年，凤凰下，上贤焉”，严延年内心不服，又素来轻视黄霸的为人，有下属视察灾情回来，便开玩笑地问他：“我们郡里的蝗虫，是不是要等邻近的颍川郡的凤凰来吃呀？”无奈皇帝是喜欢且相信凤凰、神雀这类祥瑞之事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皇帝是信了，所以黄霸的把戏就不怕被人拆穿！
“鹖雀事件”是一个小插曲，而黄霸询问各地长吏的汇报的事也很有意思。原来，按汉的惯例：每年年终地方上要派遣官员到京城，将一年来地方上的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情况向朝廷汇报，这称为“上计”，被派到京师执行“上计”工作的官员，称之为“上计吏”，此处的长吏、守丞都是来京师汇报情况的“上计吏”。有一天，黄霸召集了中二千石官员、博士等共同询问各郡国来京师汇报情况的长吏、守丞，叫他们把为民兴利除害完成教化的情况逐条汇报。黄霸是怎么听取汇报的呢？他大概是：能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异道，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一等，先上殿；虽然举出这些事，却不知其人数的，列为二等；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只能向丞相黄霸叩头谢罪。黄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这句“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写得最妙。
其实，这还是“鹖鸟事件”的升级版。前者是黄霸“图议上奏”，众人“皆阳不知”；后者是黄霸“虽口不言”，但到京师来“上计”的长吏、守丞们，只要看看丞相的脸色，就明白什么该说什么是不该说的。在这里，吕思勉先生就发感慨了，他说：“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说的话，自然会有人替他说的，他要人家不说话，自然没有人敢说。他希望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造作出来，他希望没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替他隐讳掉。我们只要看边吏多知鹖雀，问之皆阳不知，便可知道黄霸治郡时，所谓盗贼日少，户口岁增，是虚是实了。”（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2年，74页）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京兆尹张敞是看到了“鹖雀事件”，也看到了黄霸与郡国长吏、守丞汇报地方情况的问答，就上奏宣帝说：
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
按张敞的意见：京师应是首善之区，现在却用虚伪的做法给全国带个了坏头。在京师推行什么“让畔异路，道不拾遗”的教令，不仅无益于打击贪污淫乱，反把原本淳朴的社会风气也弄坏了；如果地方上也都学着京师的样子做这些虚伪的事情，那就弄得人人都弄虚作假、有名无实，这岂不把京师变成了首恶之地？这可不是小事情啊！看了张敞的上奏，宣帝总算有了醒悟：“嘉纳敞言”，派官员到场按张敞的意见再做训示。黄霸也为此觉得很惭愧。
有句话说：“读史不受古人欺。”其实，古人并不曾有意地要欺骗我们。就以《汉书·黄霸传》而言，作者一方面叙述了黄霸“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及其治绩，一方面也叙述了“鹖鸟事件”“询问郡国长吏守丞”等史实；前者是史事的正面，后者是史事的另面。读史者只要把正面、另面联结配合起来，史事的真相就可以窥见个大概。要知道，史书里记载的史事的另面，可是古代史家苦心留给我们的真史料，这是古代史家“最堪矜愍和使我们感谢的苦心”（吕思勉语）。或问：作史者何以不明明白白地写出黄霸的“巧伪”呢？还是吕思勉先生说得好，他说：
大抵人有两种：一种是远听的，一种是近看的。声名洋溢的人，往往经不起实际的考察，在千里万里之外听了，真是大圣大贤，到他近处去一看，就不成话了。但是社会是采取虚声的，一个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虚名，你就再知道他是个坏人，也是开不得口。不但开不得口，而且还只能人云亦云的称颂他，不然人家不说他所得的是虚名，反说你所说的是假话。俗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作伪的人，岂真有什么本领，使他的真相不露出来？不过社会是这样的社会，所以这种人的真相，虽然给一部分人知道了，却永远只有这一部分人知道，决不会散布扩大出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74-75页）
一句“社会是采取虚声”的，把人的局限全揭示出来了。回到上面的“毁先帝”事，黄霸原也是一个“质朴守正”、不肯说假话的人，何以后来做出这些弄虚作假的事呢？身陷囹圄的那两年，他会不会也悟出一点“教训”——不顺着皇帝的旨意去做，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是会变的，谁知道呢！时至今日，有读史者疑心“鹖鸟事件”是张敞有意为之，其上奏宣帝，无非是担心京师治理如果像颍川那样，他张敞相比之下有何“德”何“能”呢？事实上，地方治理的声誉盖过了京师，而京兆尹的脸面已经不知置于何处了（吴礼明：《汉书精华注译评》，长春出版社，2008年，268页）。其实，张敞上奏即便出于妒忌和私心，也不能为黄霸的弄虚作假开脱！“明明是现状下所不能为的事，你却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会照着你的话去做，这不是作伪还是什么？”（《中国政治思想史》，75页）王夫子《读通鉴论》有一条“汉循吏多求名伪饰”，专以宣帝时的循吏说事，如此看来，宣帝时官场里的弄虚作假并非个案。吕思勉先生说：像张敞“这种综核名实的精神，自元帝以后莫之能行，以至亡国”。所谓“乱我家者，太子（元帝）也”，人们往往说西汉的政治坏于元帝，实在其源头于宣帝时已现端倪。如此说来，不是古书、古人要欺骗我们，而是我们总是喜欢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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