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路24号
蔡锷路24号就是老舍自号“多鼠斋”的旧居。没去北碚前，我对旧居做了种种猜想。猜想那个独门小院，竹影婆娑，是山清水秀的僻静之地，那是老舍用他的大笔稿费在陪都置办的一份产业。及至从一片闹市区走进去，我才忽然明白，这幢小楼与老舍没有丝毫关系，它的业主是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老舍，只不过在林氏委托“抗敌文协”代管的办公用房里借住了几年而已。
老舍先生来重庆应该是1938年的秋天，那时候，陪都的中华全国抗敌协会需要他这样“醉心新文艺”的“平凡人”，需要他组织作家
战地访问、捐稿卖字劳军、团结全国作家参加抗战。是日机的狂轰滥炸，把他从城区临江门逼到了北碚，所幸林语堂先生一家赴美留下一幢空宅，他才有了容身之地。当然，同时住进那120平米的不止先生一家，一共四户。
四家共享一屋，挤得有些头昏。头昏的根源自然不是挤，是老舍常年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通宵呕心沥血，伏案烹文煮字，而又食不果腹，导致贫血而为。抗战时期的陪都，穿着破长衫，住着国难房的流亡名人、作家数不胜数，更多的是贫无所告，病无所医，衣食无着。陈独秀病逝江津，张季鸾、沈西苓客死山城，并非个例。如此看来，先生的贫血头昏就算不得什么。幽默风趣的他也真的不在乎，就以“北碚头昏斋”落款，在《时事新报》刊文。读过梁实秋《槐园梦忆》的人都知道，其时老舍身体状况很差，“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
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但是，他依然风风火火地致力团结抗战，不知疲倦地伏案写作。
后来，蔡锷路24号的斋名变了，变成了“多鼠斋”。
战乱，本已民不聊生，可鼠辈们偏偏跟着起哄，嚣张猖獗。啃食物，啃家具，啃象棋，啃扑克，老舍先生写字台上的手稿经常不翼而飞。多鼠斋究竟有多少老鼠，恐怕谁也无法统计。按照老舍在《多鼠斋杂谈》一书里说：“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家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早在林语堂购
下蔡锷路24号时，鼠患就已成灾。估摸着，林氏住宅的上家家境殷实，“围城”外的老鼠拉帮结伙地冲进“围城”，“围城”内的老鼠衣食无忧，日日大快朵颐，子孙繁衍，生生不息，造成鼠患泛滥。最先取道壁炉，林语堂先生将壁炉堵了，于是，这些不速之客就毫不客气地或翻窗而入，或越门而进。可是，那些鼠辈不识时务，不知道住宅易主了。来到陪都，先生两袖清风，一管羊毫。单靠写作为生的他，3000字的稿酬才能换回两斤肉钱，数月不知肉味是常事，以至于贫血头昏，后又患盲肠炎，在手术台躺了4个小时。住院期间，夫人胡絜青辗转来到陪都，虽在国立编译馆谋到一份小差，但每月薪水也只有一石平价米。这对于一个七口之家，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尤其是夫人的到来，访客询问北平战事、家事如过江之鲫。家无长物，如何面对朋友？无奈，老舍只得找出一两件平时舍不得穿的旧西装，从后门出去，悄悄拿到街上当了，沽酒买菜。后来冯玉祥闻讯，曾专门派副官送来一袋白米，以示关爱。
就是在那一个个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在那个“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的逼仄的“多鼠
斋”，老舍先生留下了包括散文、小说、杂文、诗词、曲艺等共200万多字的作品。堪称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就诞生在蔡锷路24号。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和《民主世界》；多幕剧《张自忠》《面子问题》《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王老虎》；回忆录《八方风雨》。他还把蔡锷路24号的生活以杂文形式记录下来，一共写了12篇，即：《戒酒》《戒烟》《戒茶》《猫的早餐》《衣》《行》《帽》《狗》和《傻子》等，冠名《多鼠斋杂谈》，于1944年9月至12月，连续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
1946年3月，老舍先生应邀赴美讲学，1949年归国。老舍先生离开后，胡絜青和子女仍留居蔡锷路24号，直到1950年春才迁回北京。1982年，老舍夫人胡絜青重返蔡锷路24号，写下了《一九八二年旅北碚诗》：一别北碚走天涯，三十二年始回家。旧屋旧雨惊犹在，新城新风笑堪夸。嘉陵烟云流渔火，缙云松竹沐朝霞。劫后逢君话伤别，挑灯殷殷细品茶。史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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