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科举制度及其实态 读《科举》■翟 新
京都学派历史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长期致力于东洋史研究和中国史的普及。日本岩波书店在其90高龄之际曾推出《宫崎市定全集》，称赞他“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语虽溢美，却当得起。
宫崎市定在1946年写了一部《科举》，可惜因战时，写得较仓促。1963年，宫崎市定重新出版《科举》，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他说，要尽可能客观地“努力描绘出科举制度及其实态”。
《科举》是作者学术生涯的一部小册，非代表作，但也能看出作者一贯的风格。视野广阔博通，文笔晓畅，逻辑明快，作品字数不多，14.2万字，主要围绕科举相关程序、专有名词、具体活动作大略介绍，其间穿插一些人物典故、奇闻轶事等以增强趣味。全书分为：序论、备考学习、县试、府试、院试、岁试……殿试、朝考、武科举、制科、对于科举的评价、后记。看上去很轻便，聊着天儿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我们都知道“大家小书”其实是不容易的，要有长年累月的钻研，融会贯通，才能信手拈来，谈笑自若。
现在说起古代考试，都统称为“科举”，其实考试的规矩各有不同。县试时，对14岁以下和15岁以上的考生的考题难度是不一样的。清代很重视学校教育，雍正帝发布《圣谕广训》作为督导。但学校教育仅作为科举考试的孵化器，故后来的重心就都放在了四书五经之上。宫崎市定还介绍了“制科”，称之为“比科举标准更高的考试制度”，也就是天子下诏不定期举行的考试，可以网罗那些不屑于死板苦读的隐士。宫崎市定很惋惜制科的衰微。了解这些不同考试的区别，可以打破我们对科举的僵化印象，科举也是多样化的，有产生，有发展，也有变动。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形成于唐，经宋、元、明，延续到清末，存在了1300余年，为历代取士之正途。宫崎市定选取科举制形式上最为完备的清朝末年作为大致的基准来展开本书的论述，而这也是科举制度经历鼎盛之后走下坡路趋向没落的时期，暴露的问题非常多。比如，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场舞弊行径，生员的道德品行，考官的无能昏庸，等等。宫崎市定也指出，即使将科举制度当作问题来对待，也必须深入地具体地分析，要从这种制度长期延续的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基础出发。
科举的本质是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以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色，使得孔子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尚贤理想变为现实。这一制度在1300年间培养了大批官吏，其中不乏杰出的文人，对于推动偏远地区的文化进步，改变一大批田舍郎的命运，功不可没。可是，科举制下的读书习气，是为做官才形成的。固然使士人勤学，也使士人鄙俗。“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策略，让皇帝愈益直接地控制了士人，巩固了皇权。严苛的考试扼杀了独特的人格，真能过天堑登高台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虚掷了时光，活成“范进”这类迂朽的庸才。借由科举形成的结党营私、集团斗争，也使得科举沦为官僚政治的附庸，仍然是等级化、特权化的。宫崎市定尤其强调“抑武崇文”对中国国力的削弱，以至于后来无法抵挡外来侵略。
中国比欧洲更早抛弃了贵族制，科举制传播海外，为朝鲜、日本等国“挪用”，亦引西人歆羡学习。宫崎市定也提及《圣谕广训》在德川时代传到日本，被原封不动地传诵，明治时代颁布的《教育敕语》就受到了它的启发。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吸收中国的经验非常多。宫崎市定写这本书的目的，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是在提醒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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