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8：权健、医疗难题以及教育公平
权健漩涡与医疗难题
上周，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无疑是天津权健集团，这临近年关时爆发的事件又和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医疗健康事件存在勾连。
12月25日，一篇题为 《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在丁香园旗下“丁香医生”等三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很快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热烈讨论。该文讲述了三年前离世的患癌女童周洋生前的遭遇：当时仅4岁的小周洋原本在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肿瘤标志物一度接近正常水平，身为农民的家人不忍女儿承受化疗的痛苦，听信宣传后中断治疗让她吃了两个月权健的“抗癌产品”。当女童的病情不断恶化，她的照片、头像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上，说她通过权健重获了新生。愤怒的父亲将权健告上了法庭，却输掉了官司，周洋在8个月后去世。
权健创始人束昱辉自传。
该文指出，周洋悲剧的背后，是凭借天价保健鞋垫和负离子卫生巾起家，如今拥有7000多家加盟火疗店，仅用14年时间就成长为一个横跨保健品、医疗、化妆品、金融、体育、房地产等行业，年销售额仅两百亿的权健帝国。权健在2013年拿到了直销经营许可证，创始人束昱辉放出豪言称要在5年内让营业额达到5000个亿，文章作者11月参加了一场权健自然医学昱盛体系的创业说明会，发现其商业模式涉嫌传销，QQ群、百度贴吧内都有大量针对权健的控诉。然而，该文统计了今年约20起烧伤严重的权健火疗事故，但除了深圳的一例，权健都得以全身而退，责任由经销商承担。
文章发布后，权健自然官方微博于26日凌晨发布声明指责丁香医生“利用从互联网搜集的不实信息，对权健进行诽谤中伤”，当日早晨，丁香医生官方微博回应称：“不会删稿，对每一个字负责，欢迎来告。”12月28日，天津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权健涉嫌虚假宣传进行立案调查，29日，天津市函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程监督并指导调查组工作。
此前，很多人对权健的了解都来自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在微信公众号“大家”发布的题为《造就千万血泪家庭的权健帝国，是怎么靠足球洗白的》一文中，作者“王旭的王”指出，“3年超过22亿的投入，天津权健可以说冠绝中超。”而中国的中超俱乐部不过是各大集团的“活体广告位”，对于权健而言，投资足球俱乐部不过是一种效果甚好的洗白手段。而在天津，不止权健，还有天狮和尚赫集团等保健品直销巨头。
权健事件带来的直接联想是半年前的鸿茅药酒事件。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发表的《权健的结局，鸿茅药酒知道》一文指出，上半年经历“毒酒”风波的鸿茅药酒，几个月后广告就重新登上多家地方卫视，在12月依旧挤进了内蒙古优秀民营企业拟表彰名单里。类似的案例还有通过天价广告误导老年人“白内障神药” 莎普爱思滴眼液，事实上白内障只有通过手术才能真正治愈，在药监局多次责令整改、央视网等官方媒体多次曝光后，这个商业帝国在风波过后再度崛起。文章指出，每一次围绕保健品的公共事件都经历着从爆发到冷却的过程，“不同名目的保健品披上过度美化的外壳，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盈利，大量缺乏医学知识的消费者成为瓮中之鳖。……我们的愤怒，涉事企业的忌惮，有效期到底有多长？” 而据澎湃新闻报道，权健确实和鸿茅药酒存在关联——目前仍在有效期内的13种权健牌保健食品中，9种均系2014-2016年间由其他公司转让，其中就包括鸿茅药酒公司副总裁鲍东奇名下另一家公司。
周洋之死是又一场魏则西式的悲剧，同时也让我们想起今年五月不幸离世的女童王凤雅。在这场最初因互联网慈善和“诈捐”指责而引发关注的风波中，同样可以看到农村家庭在大病医疗中的弱势地位，以及舆论风暴对患儿家庭造成的伤害。
此外，今年七月爆出的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也长时间地占据了舆论关注，长春长生因疫苗问题被严惩也进入了新华社评选的2018年国内十大新闻。与权健事件的类似之处在于，疫苗造假酿成的公众安全风险，背后同样存在资本对于医疗专业技术领域的操纵。疫苗事件也凸显出建立问责机制、疫苗不良反应赔偿机制以及让公众拥有简便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必要性。
关于“抗癌药”，同样在七月，一部名为《我不是药神》的电影掀起了一场关于药价的激烈辩论。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名为慢粒白血病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而陷入情理法困局的故事。这场始于“药物专利权”的讨论，很快延伸到“以药养医”、市场伦理、社会保障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多达50余种抗癌药原料将从明年元旦起实现零关税，就是这类讨论可能带来的现实意义之一。
盘点国内今年的医疗健康事件，不得不提11月爆出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一对夫妇生出能抵抗HIV病毒的双胞胎女婴，但研究者指出，就医学伦理而言，“对艾滋病免疫”是一种伪需求，收益微小，风险却是巨大的。这一事件体现出加强对基因编辑技术监管的迫切性，而技术进步究竟是人类福音还是可能颠覆人类文明的“潘多拉魔盒”这一哲学问题，更需要广泛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
师德问题和教育公平
据澎湃新闻12月30日报道，继教育部分别撤销了南京大学沈阳、中山大学张鹏的“长江学者”称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入选资格后，南京大学梁莹的“青年长江学者”称号也已被按程序撤销。这则新闻背后，是本年度舆论界关于师德问题的一系列探讨。
其中，“沈阳事件”和“张鹏事件”都与高校性骚扰有关。郦菁今年四月发表在澎湃新闻的《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网络风暴”变为“制度性防范”？》一文指出，一系列性骚扰事件在网络公共空间持续发酵，反映出这类事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痛点和言论交锋之地带”。文章指出，与普通职场环境相比，这类事件背后还存在学术共同体共识瓦解、学者社会权威崩塌以及高校行政权力滥用等问题，因而反性骚扰运动的制度化“必然要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叠床架屋。”
十月底爆出的“梁莹事件”则涉及到学术不端、教育敷衍和学术伦理等问题。尽管论文造假是世界性难题，但梁莹现象的背后，是在出成果、评职称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大量学术投机行为，以及高校青年教师在论文、教学双重压力下的艰难处境，反映出中国现行科研评价体制的不合理。十月中旬，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中科院和工程院发布通知，决定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有望在人才评价体制方面带来改变。
除了学者丑闻，教育公平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今年八月的《感谢贫穷》和12月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两篇文章，引发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感谢贫穷》的作者出生于河北偏远农村的贫困家庭，在今年的高考中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在这篇文章中，她表达了自己对贫穷的理解，既感受到贫穷带来的苦痛，也感谢贫穷赋予她的乐观和力量。但有研究者指出，考上精英大学的农村孩子不一定是天赋过人智力异禀，他们能得以克服家庭环境因素，升入最顶尖学府，可能只是在升学路上有幸碰上了好的社会环境、好的老师，在考试中走运，成为了幸运的幸存者。而即便是进入了名校，这些孩子仍然要面临学业基础、社交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差距带来的自卑感和挫折感。
“屏幕改变命运”一文以云南禄劝中学直播班的例子提出了在线教育可以改变学子命运的命题，一度群情激昂，但也很快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尽管技术为远端学校提供了获得优质资源的机会，使得远端学子能够感受到“智力平等的可能性”，但技术并非万能，直播班追求“考试能力平权”而非“教育平权”，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无法被抹平。也有直播班亲历者现身说法，一方面感激直播班帮他考入了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坦承这种模式没能提高“素质”，进入大学后面临很多挑战。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仍然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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