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抄本到藏书两千
李阳波
整理家中旧书，一本破旧不堪的手抄本呈现在我眼前，随意翻阅了一下，书中字体有些褪色，纸张也已经泛黄，但还可以辨认里面内容。它勾起我四十年前的读书岁月。
改革开放之前，我刚上小学，白天半天支农半天干活，晚上便在油灯下做极少的作业，做完作业后很是无聊。转眼已进入夏季，如何打发这“广阔天地”里的第一个夏天？一时没了主意。那一年是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上山下乡的高潮期。这时，突然想起同队知青小吴说过，邻近大队有位南京知青藏有手抄本 《第二次握手》。于是我步行了十余里路，软磨硬缠，终于借来。那时，火油十分紧张，我就用墨水瓶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豆油灯，呆在闷热的房间里细读。硕大的蚊子轮番向我进攻，手中的芭蕉扇来不及扇。无奈，我只得穿上父亲送给我的旧卡其布长褂，双腿浸在水桶里，既降温又避蚊，苦读五夜，终于读完。
此书让我爱不释手，便找来条格信纸，连续奋战十夜，抄了一本，用牛皮纸做了封面，用鞋线装订成册。凭着这本手抄书的资本，我又在无锡知青那里换借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 《一双绣花鞋》在情节上也许并没有超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模式，但它却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险复杂的反特斗争。这本书被我们一轮一轮地传抄。在书荒年代，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达到300多种，影响最大的有18本，许多手抄本无作者名字，传抄、阅读都甚为艰难，而我们依旧乐此不疲。
在劳动与读书中，我度过了10年的农村岁月。1987年考上师范学校后，抄录的几册手抄本，已磨烂书皮缺角少页，仍被我当作宝贝似的随身携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妻子结婚时，家中就几件老式家具、一台熊猫单卡收录机，但那时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却很充实。每到节假日我就到书店淘书，像《刘志丹》《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破晓记》《暴风骤雨》《铜墙铁壁》等60部曾经的“禁书”都是那时候淘来的。每晚，我还和妻子倚坐在窗前看书，彼此交流读书心得，《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悲惨世界》《红与黑》《飘》等中外名著都是在那初婚的时光阅完的。
时光荏苒，城市已然旧貌焕新颜。旧城改造迁居新房时，孩子曾劝我将两大箱旧书送进废品收购站，说新居要装修，要添置新式家具，没有地方放这些破书，伏天还要搬出来除霉，实在麻烦。我断然拒绝，这些旧书虽然有不少封面磨烂了，甚至还少页，但这是我在农村时的忠实伴侣，正是这种独特的书香，才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了韵味；才使我的爱情生活充满了诗意。我宁可少放家具也要放书橱。妻子也笑着赞同我的意见。
新世纪初，我的书籍再次“增容”，我参加了北京一家报纸举办的“周末百味”全国征文活动，荣获一等奖，其奖品为价值2000多元的书籍。当我打开对方邮来的6个书籍包裹时，顿时喜出望外，哇，全是我所喜欢的中外名著，有《张中行作品集》《章太炎传》《龚自珍传》《康有为传》《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瓦雷里诗歌全集》《奥尼尔集》《所罗门之歌》等。这批图书的加盟，不但扩大了我的藏书规模，达到两千多册，而且提升了我的书籍档次，使我的藏书不仅在文友中而且在这小城中也颇有名气。为了安置这些书籍，我干脆在客厅里打了一排转角书橱，布置成了一个高雅的“文化角”。
如今，文化大繁荣，读书条件大改善，从手抄本到藏书两千，一个小家的变化反映了祖国的发展，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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