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我与黄永玉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熠的时光。最近出版的《杨先让文集》中,艺术家杨先让展示了其另一个身份:记录者。他用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
年我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和创作工作,后来丁井文(当年美术学院人事负责人)曾说:“本来想把杨先让留校教学,可是一看他,完全是个孩子模样。”不错,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又任性。
出版社领导想培养我,新华社第一期摄影训练班送我去,留学苏联只一个名额给我(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我父亲在仁川,哥哥在美国而作罢)。社长到南方游览三个多月带上我,结果我使领导寒心,我不是一个能驯服的青年人。年险些被打成“右派”,老老实实与妻子下放河北遵化农村劳动,一年后重新分配。
年“反右倾”运动,我被全文化部作为重点批斗的第一个“开刀者”。正副部长六个人在文化部礼堂台上坐镇开我的批斗会,真是残酷无情,让人措手不及。当时我有自杀的心思,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精神分裂症。
年底,我被“下放”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可以说我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母校。从此与比我长五岁的黄永玉相交数十年。
版画系的李桦、古元、彦涵都是我的师长辈,而我从感情喜好上,更愿意接近黄永玉。他不善于在会议上发言,在下面却谈吐风趣,常让我捧腹大笑,也不知他从哪里来的一肚子笑话。他为他写的“动物短句系列”,在“文革”中遭受了大苦头。
黄永玉在我们美术学院是个异类。他年由香港调到美术学院,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是我佩服他那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他身上有生气,有艺术家可贵的气质；他会生活,文笔也惊人；他真是个鬼才,更重要的是他会说笑话,与他在一起不会寂寞。
年全院教师职员下放石家庄农村劳动改造,我们版画系教员住在一排面朝南的农房,称第五班。日子过得不愉快,我挨批时,黄永玉肯定是同情我的,那只能在默契中感觉到。其间能找到的乐子,就是黄永玉的笑话了。
年9月中旬,全体到离村十多里远的菜地劳动,傍晚收工时,我和黄永玉把工具收集好,扛到附近部队营房存放起来。当我们俩向回走时,黄永玉忽然把我叫到一面墙的拐角处,看看周围无人,便极其神秘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千万别告诉人。”“什么事?”“你猜猜?”“猜不着。”然后他靠近我悄悄地说:“林彪死了。”“什么?”“摔死了。”他做了一个手势。我脑子轰的一声傻了一样,而且十分紧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扶了我一把,我忙说:“权当我没有听见,你也没有说。”后来的年月里,每提起这件事,都使他大笑不已。是的,当年他是从梅溪北京来信中得知的,而我的妻带着小女儿正在湖北咸宁农村与我一样劳动呢。
黄永玉手下的漫画极精彩。我在“文革”初期被丑化的漫画是全校著名的八幅漫画之一,戴着有国民党党徽的鸭舌帽,小眼睛的特务。不过那是出于要打倒我的“造反派”的手笔。画得也很精彩,像极了,连我的小女儿都不敢看一眼,却被印发往全国的艺术院校张贴宣传,后来我还保存了一幅,也不知放在何处了。就在石家庄农村劳动改造时,有一次黄永玉对我说了一句:“我不忍心画你的漫画。”是的,我也绝不能让他画,那一张已经够使我狼狈的了。
在农村,有时闲下来,房子里只有我们俩,都想家,他就对我说自己在战乱中的童年,说与梅溪的恋爱故事以及生活中倒霉的事,永记不忘他的一句话:“为艺术受点苦值得。”
年我们大家陆续回到北京,版画系接下创作几幅木刻作品的任务,是布置西哈努克住的宾馆,分配给我的一幅题目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湖南湘潭毛主席故居风景,四开篇幅。参加创作本身是一种政治信任,没有黄永玉,我认为不公平,何况他的艺术风格又不一般,刻风景更是黄永玉的特长。我向院领导提出与黄永玉合作,结果同意了。事实证明黄永玉将远山树林的刀法表现得丰富多彩,我只负责最后的着色了。
忽然江青掀起了“批黑画”运动。黄永玉以一幅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成了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定性为攻击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毒草。
我在版画系被指名要上台批判揭发黄永玉,否则有划不清界限的危险。下班在存车处,我们取自行车时,我告诉他什么时候要开批斗会,有人揭发他有一方“无法无天”印章。他却笑笑,不在乎地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主席说过,不算事。你要发言批我。”后来我问他在大会上我的发言听见了吗,他说:“没听见,不过×××的发言我全记住了,完全是胡说八道。”
“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我不着家到处跑,黄永玉说:“你总在别人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是的,我们各忙各的。他的彩墨画突飞猛进,名气大增,而我却把精力放在了研究民间艺术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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