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雄文,一抹背影 ——我的祖父梁漱溟
上图:梁漱溟与家人合影,右一为梁钦宁。下图:年梁漱溟在信中告诫梁钦宁要做到“不贪”。□口述:梁钦宁整理:本报记者吉祥
月日,著名思想家梁漱溟的嫡孙梁钦宁,做客由山东省图书馆和本报联合主办的大众讲坛,作了题为“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的祖父梁漱溟和他的民国朋友圈”的专题讲座。本报记者根据讲座录音以及采访整理了梁钦宁的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的祖父梁漱溟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官宦人家,本名梁焕鼎,漱溟是他的笔名,后来以漱溟行世。
我的祖父受曾祖父梁济影响很大。梁济,字巨川,清廷小吏,做过内阁中书,也管过一些小的事情。曾祖父虽然是小吏,但是他对国家的前途、民生非常关注。在教育上,曾祖父对祖父非常“宽放”。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父子经常辩论,面红耳赤。他允许我的祖父保留和坚持自己的想法。祖父后来特别说道:“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另一个对祖父影响特别大的人是我曾祖的结拜兄弟彭翼仲先生。他是中国新闻界的先驱,办过《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当时北京有三种报纸,一是洋报,二是官报,三是民报。彭翼仲先生办的是民报,代表民间。他经常出来主持正义,抨击政府还有洋人的不法行径,导致报馆经常被封。彭先生有句名言:“报馆争的是公理,报纸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后来,他在报纸上揭露袁世凯秘密处死保皇党人的消息,因言获罪,袁世凯派人把报馆封了,流放了彭先生。他被流放时,送他的达千人之多,而且还有人愿追随他到新疆去。
再说到我的曾祖梁巨川。大家知道我祖父有一本比较畅销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他跟美国汉学家艾恺教授的对话录,书的标题就源于他与我曾祖的最后一次对话。年月份,在我曾祖的岁生日前几天,他在家中碰到已经在北大当老师的梁漱溟,突然间问了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祖父一愣,随口也就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我的曾祖又说:会好就好。结果在三天之后,我曾祖投北京的净业湖就是现在的积水潭而亡。他为什么投湖呢?他留下了《敬告世人书》:“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我曾祖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是殉清,但实际上他是殉道。他的好友彭翼仲先生专门在积水潭的南岸立了一个碑:“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可惜此碑毁于“文革”。
中学毕业生成了北大讲师
父亲的死对梁漱溟影响非常大。梁漱溟在他岁左右就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一个是社会问题。他更倾向于佛家思想,一直想出家。我的曾祖父虽然反对,但是也不阻拦,因为父母健在,他也不便做出比较激烈的举动,就在家里吃素。父亲的殉道而亡给他很大的刺激,促使他放弃了出世思想,转而入世,想对中国社会有所贡献。
年,祖父中学毕业。一毕业他没有投考任何一所学校,就跟着甄元熙(编者注:梁漱溟同学,革命党)拿一笔钱办了一份报纸——《民国报》。他的第一个职业是编辑兼记者。报社的社长是甄元熙,而总编叫孙炳文。孙炳文后来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在上海壮烈牺牲。他的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我祖父在《民国报》做记者,经常用笔名。孙炳文先生给他起了一个笔名“漱溟”。在《民国报》,他经常出入国会,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正好他的表舅张耀曾先生出任民国司法总长,就请我祖父任他的机要秘书。
年,祖父写下了影响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年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三期。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反响。这篇文章影响和改变了他的命运。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思想,独崇佛法。当时蔡元培先生从德国归来,祖父就拿《究元决疑论》去拜访蔡元培先生。后来我跟蔡先生的孙女一聊才知道,蔡元培是年月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第一次到北大,当天晚上我祖父就拿着《究元决疑论》去他家里拜访请他看。蔡元培说:此文我已经看过,很好……我想请你来北大教印度哲学。我祖父就很诧异,因为他只是来向前辈请教,并没有想求职,那阵儿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
祖父第一次去北大就到了校长室。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在。寒暄过后,祖父当即向蔡先生和陈独秀表明:我此来北大就是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批孔浪潮在北大已成气候。那种情况下,一个无名小辈对前辈大家表明他的态度就是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说,蔡先生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一个中学学历的年轻人成为北大哲学讲师,真正应了他的办学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朋友圈里的民国大家
通过《究元决疑论》,我的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青睐,结识了很多前辈大家,如林宰平、梁启超、蒋百里等,也结识了他的终身好友熊十力先生。
林宰平先生现在的知名度不高,他是黄远生先生遗嘱的编撰者,黄远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也是第一个被暗杀的记者。林宰平先生还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编撰者。蒋百里先生也是梁启超的学生,他是一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他的女儿是蒋英,女婿是钱学森。蒋百里先生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非常了解。后来写下了《国防论》,预言中日将有一战,而且持续的时间不短,只要中国坚持住,跟他们打消耗战,最后必然胜利。
至于梁启超先生,那更是前辈大家。梁漱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梁巨川十分仰慕梁启超先生,曾几次投书,登门拜访都不得。在曾祖的遗书中,有相关的文字描述这个事情,我的祖父就更不敢去打扰梁启超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年夏天,一辆小车开到了梁家的门口。祖父听了声音出来一看,从车上下来了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先生的长子梁思成。只有梁思成比我祖父小8岁,其余都是前辈大家,主动登门拜访。
我祖父和熊十力先生是怎么结识的呢?就是这篇《究元决疑论》,在文章中我祖父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点名道姓批评熊先生。因为熊先生之前在杂志上发文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没想到年暑假,我祖父接到一个明信片,是熊先生寄来的,他说:此文看过,骂我的话不错。我准备暑假来北京,可否一晤?夏天他就到了北京,我祖父专门去拜访他,从此结下终身友谊。
和而不同,与熊十力的终身友谊
熊先生跟我祖父一样也是一个自学大家。他学历甚至比我祖父还要低,小学都没有毕业。熊先生非常豪放,他的性格跟我祖父迥异,饮食习惯差异也很大。熊先生是要吃肉的,我祖父是吃素的。他们俩却友好地相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而且我祖父离开北大之前告诉了熊先生。熊先生说,那我也走,我也不教了。
他们去了北京边上的大有庄,带着学生同住共学,还有一个德国人韦西琴。这个德国人是单独开火,还有一个单独开火的就是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要吃肉,而且每天不能少于半斤肉。有一次他觉得肉少了,就把负责采购的叫来说:我觉得我这个肉不够分量。那个人说:我看着称的,半斤,足足的半斤。熊先生也没话说,过一段他还是觉得肉少,又把这个人叫来说:我这肉还是不够。采购的就换了个说法:我盯着看的,八两,足足的八两(旧制一斤十六两)。熊先生不识数,觉得八两比半斤多,从此再也不问了。
当时我祖父在北大开了一门唯识学的课,但是教着教着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请熊先生代教,我祖父就向蔡元培先生推荐他。蔡元培先生说,那你看好就行,所以就请熊先生来北大教唯识学。但是熊先生一到北大就讲了新唯识,把那个唯识踢开一边,另搞一路,我祖父都惊呆了。我的祖父和熊先生虽然在理论上说服不了彼此,经常争论,但并不妨碍他们终身的友谊。我的父亲还认了熊先生做干爹。
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怕冷去了上海,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来北京开会,熊先生不敢坐飞机,只坐火车,而且必须开着窗户透气。跟他一车厢的人都受不了,又碍于他的声望不敢说,只能跟陈毅市长嘀咕。陈毅说:熊十力这样的大家全国有几个,你给他一个车厢。后来熊十力去北京开会,每回那一个车厢都是他的。
这是我祖父写熊先生的一段文字,与大家分享。“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著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即其着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既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地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这就是他对熊先生的评价,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好地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要注重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我再讲两个我祖父跟我的小故事。世纪年代流行迪斯科,我花块钱报了班,在家里也练。有一天练的时候,我爷爷踱步而来,他也看了。后来我就拦住爷爷,其实是有点想挑战老人的意思。我问我爷爷:你看我跳,喜欢不喜欢?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爷爷扶了眼镜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岁的老人,多么宽容和包容。他这些对人生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君子“行不言之教”。他是吃素的,吃得非常清淡,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老觉得菜淡,就老往自己菜里放酱油,他也没有说我。有一次我在做俯卧撑锻炼,他就踱步而来,拿了一本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的绿皮儿的,他还专门折了页,拿红笔把题目给我勾勒出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题目——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他就让我通过看科普文章知道吃盐过多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让我自己做一个选择。
在他人生最后的时期,年5月份他接受了台湾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在病榻上,记者问:你对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有什么寄托,有什么想法想跟他们说的?我祖父沉吟了片刻说:“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看我的《中国文化要义》。”沉吟了片刻,又说:“要顺应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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