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书法自成风格
陈介祺的著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他虽不操刀,但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他和王经石、胥伦合作的铸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对治印有独到见解,篆刻理论影响后人
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枝奇葩。明、清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研讨篆刻艺术的风气日益盛行,出现了许多篆刻家和流派,陈介祺就是清末诸多篆刻家中别具一格的一位,他的印学思想影响、推动了家乡篆刻艺术的发展。
陈介祺的印学观,出于他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和对古印玺的钟爱,是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他虽不操刀,但他的一些著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非常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
陈介祺将所藏古印与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等若干藏印举类分别编成《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印集》,为印学之宗,天下知名。
陈介祺对治印有独到的见解,他从治印的思想指导到具体的技法,都有精辟的论述:首先,做印者要有学问,字法、刀法、章法等方面无一不反映出学问的深浅来,没有学问的人做印,不过就是个匠人,绝不会做出超人的好作品。其次,做印要师古。对钟鼎文字入印的积极倡导,是陈介祺的卓见和在印学史的突出贡献。“刻印欲有意求古,可求之钟鼎”,所以要搞好篆刻创作,临习篆书字体,为刻印打好底子是很重要的。第三,做印如同书法,要有“法”有“力”。有人说治印的功力,七分在书,三分在刻,所以一个好的篆刻家,首先应具有较丰富的书法基础和古文字知识,为做好一枚小小印章运用所有的书法文字知识,倾注许多艺术心血才能得到美的享受。
陈介祺的篆刻理论,对潍县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受其影响,潍县篆刻艺术代有传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篆刻新秀层出不穷,如郭味蕖、徐培基、于希宁、陈君藻、蒯宪等以古玺风格为主,吸取古玺秦汉印艺术精华都自成风格。
与胥伦合作铸铜印,有秦汉古印玺之风
铸铜印是中国独有的一门金属篆刻艺术,是刀刻艺术与冶炼技术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潍县铸印始创者为城南胥家庄胥伦。胥伦喜爱文物,对篆刻颇有研究,取法汉印,用满白体,朱文小篆,工整秀丽,字体、章法均属上乘。在陈介祺精心指导下,胥伦成了一位能写、会刻、善铸的全才。他制作铜印,往往由陈介祺亲自篆写印文,王石经操刀刻模,胥伦则翻砂铸造。其所铸之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胥伦晚年经陈介祺介绍赴北京铸印,得识著名金石家王懿荣(廉生)、盛昱(伯羲)等人。王、盛等对胥伦所铸铜印极为赞赏。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日,京内外大臣为了博得慈禧的欢心,千方百计搜求稀异珍品,作为祝寿礼物。这时胥伦正铸成六十甲子铜印一套,这套铜印以天干地支相配合,六十年周而复始,上刻钟鼎文字,古意盎然,为胥伦得意之作。某大臣得知,不惜以高价购得,更镀以金,宝光焕然。慈禧一见极为高兴,对这套古印的制作大加赞誉,从此胥伦名满京城。
解放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将铸铜印作为一门特艺,定为重点发展项目,请于树千回所带徒学艺,庞希文和王昌年成为潍坊铜印铸造的传人。他们边研究边生产,悟古人铸印法,运用现代科学铸造工艺,精益求精,创制了别具一格的潍坊铜印艺术。
书法成就卓著《习字决》传经验
陈介祺是继郑板桥之后的又一创新书法大家,书史称他为清代书法界的变革派,只因为他是金石大家、收藏大家,而掩盖了他的书法成就。
在父亲陈官俊的熏陶下,“簠斋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陈育丞《簠斋轶事》)。咸丰二年(1852)所作《毛公鼎释文》的小楷更为峭拔,可窥见魏碑体之遗意,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的字形及笔画特征。
在封建科举年代,为了仕途的顺利前行,陈介祺幼年时即受到严格的正楷训练,其功力深厚且不失性情,青年时代熟练掌握了“馆阁体”的笔法,楷书工整大气俊雅。中年后,因酷嗜古文字,他从“三代金文”的意趣窥见古人用笔之法,拓宽了书法视野,其字体逐渐追求古拙与金石韵味。其书法源于颜真卿,但不囿于颜体,以颜体宽博的结构、铺毫的运笔,特别是以圆转使笔,表现篆书体势,显得格外得体。因其具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及对书法艺术的领悟,陈介祺将传统的书法与金文相互交融,从而创出了以颜楷溶入金石篆籀书风的“簠斋金石书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既古劲又易识,豪放而不险怪,颇有新意,称誉书坛,成为清代书家的后劲。
陈介祺晚年书法,在楷书的基础上,揉以金石文字之精华,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奇穆,清新绝俗,自成面貌,为众家所崇。积多年的经验,同治元年(1862年),陈介祺将自己学书中的甘苦之言,编写成两千多字的《习字诀》,对后人影响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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