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笔下的中国
84岁的瑞典学者林西莉女士,以其著述《汉字王国》、《古琴》等,获得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文汇报特约林西莉女士图书在中国的长期出版人、原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原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汪家明先生撰写了这篇文章,回顾林西莉女士与中国的渊源。
□汪家明
一年多没见林教授了。半年前,她做了膝关节手术。这是她第二次做膝关节手术,我很担心,毕竟她已八十四岁。可是想起她,浮现在眼前的,仍是那个深深笑着,说话急促的金发女士。这不,为了她的新书,她又一如既往,邮件频发。我分明感觉到她激情不减,感觉到她热切执着的目光。最近,中国政府决定为她颁发“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她要来北京领奖。看来,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新出版的《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是林西莉关于中国的第三本著作(另外两本是《汉字王国》和《古琴》)。她说,还有一部书的写作计划,是关于中国剪纸的。“我得快点把它们写下来,因为我已经老了。”
从1997年1月李辉带给我《汉字源流》(初定名)中文译稿,至今也快二十年了。1998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汉字王国》中文版问世,随后林西莉来中国,在瑞典大使馆举行新书发布会,到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接受专访,参加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新书讲座,去钱粮胡同的“小贵州”吃酸汤鱼(她爱吃辣)……那真是一些值得怀念的日子。据译者李之义说,这本书是他在瑞典访问时,作者请他译的,可是联系了几家国内出版社,都无兴趣。李辉与他相熟,推荐给我。我读了书稿,立刻被吸引了。
中文版的《汉字王国》迄今已印行二十多次,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曾在《参考消息》撰文推许,有关教育专家将它选为适合中学生的基础读物。
林西莉写这本书,出于偶然。她1952年高中毕业,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历史、语言学,毕业后到德国、意大利专修音乐,后任中学历史教员。她喜欢教书,但不甘心这么早就安顿下来。她对欧洲文化已有基本了解,但仍渴望体验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于是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师。高本汉当时已名扬天下,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罗常培、赵元任等翻译成中文,成为汉语语言学的经典。高本汉教汉字时,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的原型(甲骨文和金文)告诉学生。他的讲授方式,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林西莉。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去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她就决定同去中国,到北京大学就读。那个年代要获得中国的留学签证很难,中方审批者不理解她为何要去北大学习。无奈之下,只好求诸名流推荐,甚至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许可书。1961年1月2日,他们终于成行。林西莉后来说:“二十八岁来到中国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而那时我并没意识到。”
几年后林西莉回到斯德哥尔摩,重操教书旧业,建议将汉语正式列入中学课程,瑞典教育系统里从此有了汉语教学。开课初始,她就认定,不用北大那样死记硬背的办法,而是借鉴高本汉的办法:通过造型生动的甲骨文、金文,让汉字活起来。她还尽量利用中国新的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图片,使学生对汉字的形状来历有迹可循。“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作为外国人,她对每个汉字、一撇一捺都充满好奇,总是刨根问底。她曾跟我说:“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随着课程进行,她讲的字词越来越多,积了厚厚一本。有一天她忽然意识到,这些字词或许可以集成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呢。当1973年她又有机会得到中国的签证以后,每年都会来一两次,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前往考古发掘地观察实物,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如果发现一种工具或文物器具与某个字字形有关,她便会兴奋得不得了……直到1989年,她五十七岁那年,《汉字王国》问世了。这不是一部博士论文那样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通俗的文化读物。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以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命名),并被陆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
我敢说,虽然书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未得到专门的研判,但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汉字的书,这样简洁明了,这样富有趣味,这样具有启发性和独特的推想。有必要指出的是,她的研究和写作开始于1973年,那时“文化大革命”仍波涛汹涌,没几个中国人关心汉字的事情。
林西莉从小喜爱音乐。在北京,她只身闯到音乐学院造访。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别说是外国人,即便是中国人,没有介绍信也是无法接洽的,何况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幸运的是,接待她的是一位友善的先生,凭借双方都能懂的一点点德语,她说清了来意。通过他,找到了北京古琴研究会。过了许久她才知道,这位先生正是她后来的古琴老师王迪的丈夫。
学琴贯穿林西莉整个留学时光。她借用研究会的一张宋代琴,但她明白,需要有一张自己的琴。可是到处都买不到。知道了她的难处,研究会决定送她一张琴,是明代的“鹤鸣秋月”(据说那时一张明琴不过十几元钱)。离开中国之前,为她安排了一场考试,有二十多位专家在座。专家们评论说,一听就知道是王迪和管平湖的高足。
《汉字王国》完成后,她有心再写一本书,讲述自己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学琴的经历,并把古琴介绍给欧洲人。她说:“对我来说,那段时光是无价之宝”,“‘鹤鸣秋月\’这张琴,和那些我在北京古琴研究会有幸遇见的人,便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古琴》从准备到写成又用了十五年,并再次获得奥古斯特奖。
《古琴》尚未封笔,她又有了新的写作冲动:《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在这部作品里,我将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当时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作为一个局外人,以我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这是由于我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和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我与她约好,书写完后,仍请李之义翻译,由我来编。这本书她也写了八年。
在漫长的五十多年里,林西莉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中国。在这目光里,我们似乎被拉开距离,看到陌生、另一面的自己,令我们心动和深思。此刻,隔着千山万水,我似乎又感觉到她那热切执着的目光……
(摘选自文汇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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