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三体》,我们更需要《北京折叠》
□王昱
近两年,科幻似乎突然在中国开启了“暴走”模式。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其引发的热议尚未退却,本月中旬,又传来了另一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该奖的消息。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三体》受到热捧、立刻立项被翻拍成电影不同,《北京折叠》在中国舆论圈中引发的震动似乎小得多。半个月来,除了几个自说自话的自媒体微信号写了点读后感式小文章外,主流媒体对该作获奖似乎很不感冒——只有《环球时报》上周发表了一篇评论,大意是说《北京折叠》所揭露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个世界性难题。导致《北京折叠》与《三体》冰火两重天的原因何在?
与长篇三部曲《三体》不同,《北京折叠》只是一部半个下午就能读完的中篇小说。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用“折叠”的方式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是个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在紧张高效地生活着；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
《北京折叠》并不是一本真正的科幻小说,小说中的很多科幻“硬伤”让真正的科幻迷们吐槽不已——三个空间折叠在一起能高效利用城市空间?22世纪开会还用打印纸?一个城市要5000万垃圾工干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贵为清华物理学博士的作者郝景芳在幻想未来科技方面下的功夫远不及在娘子关水电站当技术员的刘慈欣多。
按科幻小说内部的分类规则,《北京折叠》属于“软科幻”,与《三体》式的硬科幻探讨未来人类的命运不同,“软科幻”关注的其实是现实中人类的境遇。在读《北京折叠》前不久,我刚刚在北京生活了半年时间,回想当时的所见所闻,感觉作者写这篇小说确实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她只需要把现实中的北京换一种方式搬到小说中就行了——如果你去过回龙观,你会发现小说中挣扎在污秽混乱的第三空间中的底层市民并非不可想象；如果你逛过望京、五道口、中关村,你会觉得第二空间中白领们那种压力山大的生活不过是这里的一个投影；如果你有幸在二环内的那些大院、高档会所前驻足,你也会感觉到作者对第一空间宛如天堂般的描写所言非虚。
相信很多人在读完小说之后都会自问一句:“我到底生活在哪一级空间?”他们都淡忘了所谓“三级空间”只不过是小说中的一个设定。名为科幻,写的却是现实,在科幻的透镜下被折射后的众生态反而比真实更加真实。这正是作者的笔力所在。
《北京折叠》所追问的问题是可怕的,在它所描写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刚一出生就已经输了。“我奋斗了二十多年,只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这是曾感动许多出身底层的凤凰男、凤凰女的励志名言。可能是为了反讽这句话,小说中确实给主人公老刀安排了一个跟第一空间的阔太太一起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阔太太为了封老刀的口,轻松地甩出十张一万元的钞票,而老刀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阔太太劝他,收下吧,那只不过是她一个星期的薪水,而且每天只上半天班,人家工作的动力只是闲不住,“老公挣的钱足够多了。”
试问,这么大的差距,你怎么追?
对比一下《三体》和《北京折叠》所触动的受众对象会发现很有意思,在《三体》走红后,除了真正的科幻宅,最推崇其中理论的其实是中国商界的精英们,他们钦服于《三体》中所展现的“零道德宇宙”,并号称要把小说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应用在实际中。而《北京折叠》所道出的却是中下层民众的焦虑感,他们正在被那些满脑子“黑暗森林”的精英们所抛弃。年轻人从农村追到城市,从小城来到大城,却发现依然追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长此以往,未来很可能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分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将来虽然身处同一个城市,却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
诚然,社会撕裂、阶层固化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是个全球性问题”,但这种辩解并不能消除当代中国人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
相比《三体》,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北京折叠》式的小说显得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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