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孩》作者丁燕迁徙东莞，对于我意味着重生
流水线上的工厂女孩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韩双娇
作者档案
丁燕：诗人、作家。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获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等。新书《工厂女孩》日前由铁葫芦图书出版。
丁燕的《工厂女孩》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非虚构写作。数百万从乡村奔赴东莞的女孩，固定在流水线旁，日夜重复机械地劳动，她们也有自己的青春和所思所想。丁燕潜伏在工厂中，既是为了深入最真实的工厂生活，也是为了追问裹挟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化工业洪流。她说，从故乡乌鲁木齐迁徙到东莞，对她而言是一次重生。
对生活复杂性，作家要永不言放弃
记者：在书中，您把自己归类为迁徙者。最初为什么从新疆迁徙到东莞？
丁燕：2009年7月之后，我的写作进入瓶颈，大约一年时间，没有写出一个字。为了挽救自己，也为了挽救写作，我决定南迁。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记者：您说到去工厂打工，是为了融入东莞。您觉得最后有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融入东莞呢？
丁燕：东莞是个融历史和现代双重元素的城市，为融入其中，我不仅去工厂打工，还参加白话班学习白话，看东莞历史文化书籍，和当地人交朋友。但是融入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两三年可以完成的，甚至需要十年二十年。但我的主动性，会让这个过程变得短一些。
记者：在您眼中，一个优秀作家的标准是怎样的？
丁燕：面对生活的复杂性，永不言放弃。
记者：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看到的工厂女孩的生活吗？她们的工作时间还有生活细节等。
丁燕：通常，工人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月工资在2500元至3000元左右。这是正规大厂的标准，很多小厂很难照这个标准执行。女工劳作一天，最渴望睡觉。周末最开心的是出去吃饭和买衣服、化妆品。还有人买鸡蛋做面膜。她们的话题似乎更家常，少有谈政治和艺术，集中在吃、穿、教育、养老等。
记者：您是70后，据您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改革开放之后的女工可以分为几代，大体有什么样不同的特征呢？
丁燕：大致可分为两代：60后、70后属于一代；80后、90后属于一代。前一代女工更“忍辱负重”，后一代则更看重自我发展。但是这两代人有很强烈的冲突。
在繁重劳动中发现生命细节
记者：您是诗人，在《工厂女孩》中，您的文字也有诗歌的影子。我好奇在那样繁忙和辛苦的生活中，也有诗意吗？
丁燕：诗意不仅仅面对红花绿叶时才产生，诗意有时也会在冰凉的机器齿轮上产生。诗意不是虚浮的讴歌，而是对生命细节的发现，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式，把它传达出来，挽留下来。城市之美需要我们慢慢发现。
记者：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工厂女工从事着繁重的工作。您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和感受是怎样的？
丁燕：女工如“地母”，处于支撑中国巨型金字塔的最底部。她们为生活在奋争。她们如此之坚韧。她们离我们那么近。她们的生活一定要得到改善。她们就是我们。
记者：经过这样一段经历，您是否认为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脱离了实际？如果您是一个真正的工厂女工，您觉得怎样生活才是有希望的。您会怎么做？
丁燕：读书人容易在书本中迷失自己，认为书本已写尽人间。在农业社会，生活变化不是很激烈，书本知识显得很够用；但是工业社会的到来，让整个中国天翻地覆，无论生产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判断，都发生了巨变。如果不能投身生活现场，很难知道此刻中国，已发生怎样的巨变。新闻会更多关注社会突发事情，但我更关注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变化。这个幽微地带，需我们不断探寻，审视，凸显，才能参悟此刻中国。
像我这类几乎是“爬书虫”的人，很少从事大规模体力劳动。对劳动的陌生，让我们在对他人生活境遇做解释时，总会有偏差，因为会有莫名的道德优势。这很可怕。如果你在站立工作11个小时后，想到的可能不是去健身房，而是倒头就睡。工人需要什么？他们也许需要更合理的制度，而不是表面花哨的那些装置。
记者：在工厂中，你真正融入了女工的群体了吗？您平时和她们聊什么？她们把您当成一个怎样的人来交往？
丁燕：在工厂，我是普通女工，和大家一样，没有人会特别照顾我，我一样要完成规定的任务，做了不良品要返工。因为我不是靠介绍来到工厂的。我是拿着身份证，在工业园四处寻找，才找到工作的。大家会聊很日常的话题。她们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干活不那么利索的女工来对待。
微书摘
工厂女孩的生存细节
●“我目睹她们——— 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喑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趿拉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方方正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1个小时呢？5个小时、11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摘自丁燕《工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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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这几年“爱打工”
非虚构写作，意味着写作的内容和记录都要确保真实性，建立在调查、研究或者实地采访基础上。如果对近几年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进行少许研究，就会发现，非虚构写作这几年特别“爱打工”，就是尤其关注打工群体。
这几年，关注中国打工群体的非虚构写作，除丁燕的《打工女孩》外，还有梁鸿的《出梁庄记》、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潘毅的《中国女工》以及张彤禾的《打工女孩》等。这几本有关打工者的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记者、作家撰写的，虽然是纪实作品，却难免带有个人视角和文学色彩，比如《打工女孩》、《工厂女孩》、《出梁庄记》。还有一类是学者的著述，他们多为社会学出身，具备理论素养和田野调查的经验。比如《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者吕途，而《我在富士康》的4位“编著”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等，是社会学界的名家。这类书虽然也记述打工者故事，但与纪实作品还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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