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与研究的必然选择(一)
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古籍丛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官修古籍丛书，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乾隆皇帝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并在全国范围内征书。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调动了当时全国一流学者３６０人，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纂，于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五月开馆纂修，到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完成，历时十年。《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４部，以４种颜色区别：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共收书４４类、７０属、３４６１种、７９３０９卷（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清点《四库全书总目》统计），３６２７５册，２２９０９１６页（陈垣清点文津阁统计），６７５２函，总字数９．９７亿字。《四库全书》内容覆盖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业、占卜等，是研究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为妥善贮藏修成后的《四库全书》，开始纂修之初，乾隆即命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式样建“内廷四阁”。三十九年（１７７４）秋，即开工兴建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四十年（１７７５）夏，两阁先后竣工，乾隆专门赋诗：“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四十年（１７７５年），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动工兴建，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建成。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位于盛京（今辽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动工兴建，翌年落成。乾隆亲自撰写《文溯阁记》。其中谈到四阁的立意，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
《四库全书》编成后，第一部于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入藏文渊阁；第二部于同年秋开始分五批陆续入藏文溯阁；第三部于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入藏文源阁；第四部于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入藏文津阁。上述四阁，系用“金线榜纸”抄写，即所谓“内廷四阁”或“北四阁”，主要供御览。
五十三年（１７８８），乾隆“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现特发内帑银两，雇觅书手，再行缮写全书三分，分贮扬州大观堂（天宁寺）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淙阁、杭州圣因寺内拟改建文澜一阁，以昭美备”。遂拨内帑银一百万两，于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七月开始“续缮三分书”，于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四月成书，系用“坚白太史连纸”抄写，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始陆续颁藏，即“江南三阁”或称“南三阁”，供江南士子借阅、传抄。
“北四阁”三存一毁
文渊阁《四库全书》，６１４４函，３６３００册。同时藏《古今图书集成》１部。文渊阁地处宫禁，除御览外，也只有极少数宫中太监能见到，普通士子无缘一览。清亡后，故宫自保和殿后的区域仍属清皇室，文渊阁《四库全书》依然被束之高阁。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兵变，控制了北京。为防止清廷复辟，１１月５日，令溥仪废去帝号，迁出紫禁城，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成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归图书馆保管。１９３０年６月，按《总目》查检，全书共３４５９种，３６０７８册。１９３３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北平危急。故宫博物院恐馆藏文物遭受损失，决定将故宫所藏历代文物南迁。古物南迁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一同装箱运至上海，存储在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中央银行内。是年秋，民国教育部拟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拨归刚成立的中央图书馆（南京），交商务印书馆，拟将未刊本影印，以广流传，但未能实现。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故宫文物又辗转运抵重庆。抗战胜利之后复又运抵南京。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时，又被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阁后，除纪昀等进行过复校和乾隆皇帝到热河行宫时翻阅过，一般读书人看不到。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四库全书》和热河行宫其他物件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到北京，藏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１９１５年９月，京师图书馆点收，共６１４４函，３６３００册。翌年夏天，又移交了原来的书架，入架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共１０３架。每册卷首盖有“文津阁宝”，末页盖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印各一枚。另有《分架图》４函，４册；殿本《四库全书提要》２０函，１２４册。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属后来补入，仅有“嘉庆御览之宝”印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的《四库全书目录》略有不同。民国六年（１９１７），著名学者陈垣曾费时近一年逐卷检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发现缺佚３册，实有３６２７７册（其中经部５４２８册，史部９４７６册，子部９０５５册，集部１２２６４册）。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９），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２）四月，新馆落成，文源阁《四库全书》碑等圆明园旧物也随文津阁《四库全书》移存。文津阁《四库全书》现在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文源阁《四库全书》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毁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大火，距编成入阁仅７７年。文源阁所在的遗址，已不可找寻。仅能从文献中大约查找出零星记载：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阁前玲珑峰崖面刊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亭内石碣刊御制“文源阁记”。目前，唯此石碣作为文源阁《四库全书》仅存的文物随文津阁《四库全书》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时６１４４函，３６０００册。经部总目１１５函，３０册；考证３函，１８册。史部总目５函，３０册；考证３函，１８册。又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１２架，５７６函。盛京作为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乾隆非常重视，在《御制文溯阁记》中直接说：“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之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后，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复校。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五月，乾隆在避暑山庄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错讹，遂命将“内廷四阁”重校。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三月，《四库全书》总纂之一的陆锡熊即带领总校和分校赴盛京。由于盛京偏远，遂将部分《四库全书》底本直接带入盛京，由陆锡熊“总司校签，仍兼分阅，与详校之刘权之、郑际唐、关槐、潘曾起、翁方纲等，每人应分一千余函，谨将各书逐段均派，按股阄分，以专责成而均功力”。在复校过程中，当地官员对书籍管理十分严格，校勘人员所校阅书籍，由盛京将军指派专人“查照总裁官开列书名图记清单，赴阁照单查出书籍，登记册档，用黄盘连匣盛贮，派官敬谨押役抬交收发所查收。校毕发回时，仍令照前敬谨押回”，查对明确后再“归架销档”。此次复校，历经四月之久，至七月方才校毕，“计阅过书６１００余函，此内点画讹误，随阅改处，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书计６３部，漏写书２部，错写书３部，脱误及应删处太多应行另缮书３部，匣面错刻、漏刻者５７部”。五十六年（１７９１）七月，纪昀带人对文源、文渊二阁进行第二次复校，又查出不少问题，陆锡熊等人见此情状，担心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经复校，恐难免有错，便主动上奏请缨再赴盛京。乾隆允准后，陆锡熊等于翌年正月即前往盛京。因天寒地冻，一到盛京，一代学者陆锡熊即“以病寒卒”，年仅５９岁。遂由礼部侍郎刘权之接替，开始了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第二次复校。
敦煌文艺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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