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人物春秋
中南海里无小事。
本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重大历史始末，揭示了政坛风云人物沉浮的深层内幕。
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女社员之歌》等，不仅在音乐刊物发表，歌曲还一再被选载引用，而且还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对他数量不多，却具有特色的创作歌曲，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然而于会泳因此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怕挨批，在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成果越多，他就益加受人注目，益加要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进行批评教育。
６０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极其丰富的积累，为此他结合民族化音乐创作实际的需要，希冀从形态学的角度，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整体规律进行一些归纳性总结，并根据自己这个题名为“民族民间音乐综合研究”课题的进展，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学界和作曲、声乐演唱人员的极大关注，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直至今日，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还一致公认他当年的这两项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单个曲种、剧种、乐种、歌种向整体形态研究拓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标志。
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尽管１９６２年因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大力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一条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偶尔的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１９６３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了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就在这年，于会泳受此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２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表现的实际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索和考虑。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所以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这时起，他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近他最忌讳的政治圈里。后来他通过京剧院的领导知道他目前搞的剧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亲自关心的，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亲自过问的，属于重中之重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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