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新闻> 国内新闻> 正文

历史是一面镜子

兰州日报 2009-10-20 07:33 大字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史籍之浩繁可谓汗牛充栋。这首先是得益于古代的史官制度。史,许慎解释为“记事者也”,古字象征一个人手执策记事。《史通》谓“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肇自黄帝,无可稽考;到周代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则有记载可征。《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天子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是为实录。尽管由于为尊者讳的陋习使得实录打折,可毕竟为已逝的岁月保留了可资后人借鉴的宝贵记录。

。司马光编撰史书,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到宋神宗的认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有《资治通鉴》的名字。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贾谊有言:“明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问题恰恰在于,天天甚至时时照镜子、正衣冠、美姿容的统治者所在多有,而自觉照历史镜子的却总是那么稀有;且忘性大于记性,不能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总是瓜瓞绵绵,“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兴勃亡忽就成了历朝历代难以跳出的周期律,正如明人皇甫汸诗句所吟:“殷鉴良非远,秦宫究可哀!”

孔子作为史书《春秋》的编修者,深知历史传承对文化发展之极端重要性,“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也是他之所以喜欢周文化的原因。尽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褒贬很到位,臧否有力度,但是像孟子言称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洵属夸大史书作用,乱臣贼子才不在乎史书的针砭呢!倒是那些治世明君,对史官之笔有所畏忌。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史臣秉笔直书固然对皇帝有某种约束作用,而对“天下人亦皆记之”的敬畏,尤其让李世民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和惕厉。赵匡胤于龙颜大怒之际,听被他打掉两颗门牙的臣子说此事“自有史官书之”,便极力制怒,变得和颜悦色,还奖励了那位直臣。唐宗宋祖不唯关注生前事,亦看重身后名。然而对于信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说,史书留什么名他压根就不在乎,弄不好他一发狠就连史官也宰了。

文天祥讴歌的太史简、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典型,太史还付出了兄弟两性命的惨重代价。北魏崔浩则因修史而罹祸,且株连亲友僚属多人。太武帝拓跋焘任命崔浩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并明确指示修史原则:“务从实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崔浩遵照御旨,详细而真实地撰写了北魏祖先的历史,并公布于众,以彰直笔。高允闻之,立即警觉到这可能为崔门惹来万世之祸,而且担心“吾徒亦无噍类矣!”参与修史的人都性命难保。果如高允所料,路人读了公开的实录,以为谈资;鲜卑贵族觉得像被人揭了老底,异常愤怒,纷纷向皇帝告状,认为这是暴露先辈的阴暗面(“暴扬国恶”)。皇帝大怒,立即命人查处。高允因有太子求情,加之自己实话实说敢于担当责任打动了皇帝,被特赦;定谳诛杀崔浩及僚属,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后因为高允和太子一再求情,少杀了数千口人,但崔浩一家必死无疑,且株连整个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论远近,以及崔浩姻亲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其余人犯皆止诛其身。计有数百人死于此次骇人的修史文字狱,这还算是宽大处理呢。曾被皇上誉为“胸中有甲兵”,恩宠冠一时的一代名臣崔浩,临刑前受尽侮辱,卫士数十人给他浑身撒尿,呼声嗷嗷,惨不忍闻。

因修史而招致祸端,称为“史祸”,章炳麟谓史祸等“较之廷杖,毒螫百倍”,信非虚言。古镜明显陈旧,洋镜不合国情(并且因为官人竞相亲历致使照镜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两者仅可参考而已。若论映照效果奇佳和反应迅捷,最佳之镜莫若就地取材,问民情,聆民声。

(本文为鸣弓读史随笔《事了梦未残》代序,该书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闻推荐

百岁老太太口味很“热辣”

甘铝社区甘铝社区的赵秀芝老人今年正值百岁。但她面色红润,思维敏捷,就连头发都是花白,看上去就像七八十岁的样子,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百岁老人...

 
相关新闻
 
热门评论历史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