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史籍之浩繁可谓汗牛充栋。这首先是得益于古代的史官制度。史，许慎解释为“记事者也”，古字象征一个人手执策记事。《史通》谓“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肇自黄帝，无可稽考；到周代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则有记载可征。《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天子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是为实录。尽管由于为尊者讳的陋习使得实录打折，可毕竟为已逝的岁月保留了可资后人借鉴的宝贵记录。
。司马光编撰史书，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到宋神宗的认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有《资治通鉴》的名字。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贾谊有言：“明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问题恰恰在于，天天甚至时时照镜子、正衣冠、美姿容的统治者所在多有，而自觉照历史镜子的却总是那么稀有；且忘性大于记性，不能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总是瓜瓞绵绵，“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兴勃亡忽就成了历朝历代难以跳出的周期律，正如明人皇甫汸诗句所吟：“殷鉴良非远，秦宫究可哀！”
孔子作为史书《春秋》的编修者，深知历史传承对文化发展之极端重要性，“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也是他之所以喜欢周文化的原因。尽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褒贬很到位，臧否有力度，但是像孟子言称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洵属夸大史书作用，乱臣贼子才不在乎史书的针砭呢！倒是那些治世明君，对史官之笔有所畏忌。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史臣秉笔直书固然对皇帝有某种约束作用，而对“天下人亦皆记之”的敬畏，尤其让李世民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和惕厉。赵匡胤于龙颜大怒之际，听被他打掉两颗门牙的臣子说此事“自有史官书之”，便极力制怒，变得和颜悦色，还奖励了那位直臣。唐宗宋祖不唯关注生前事，亦看重身后名。然而对于信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说，史书留什么名他压根就不在乎，弄不好他一发狠就连史官也宰了。
文天祥讴歌的太史简、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典型，太史还付出了兄弟两性命的惨重代价。北魏崔浩则因修史而罹祸，且株连亲友僚属多人。太武帝拓跋焘任命崔浩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并明确指示修史原则：“务从实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崔浩遵照御旨，详细而真实地撰写了北魏祖先的历史，并公布于众，以彰直笔。高允闻之，立即警觉到这可能为崔门惹来万世之祸，而且担心“吾徒亦无噍类矣！”参与修史的人都性命难保。果如高允所料，路人读了公开的实录，以为谈资；鲜卑贵族觉得像被人揭了老底，异常愤怒，纷纷向皇帝告状，认为这是暴露先辈的阴暗面（“暴扬国恶”）。皇帝大怒，立即命人查处。高允因有太子求情，加之自己实话实说敢于担当责任打动了皇帝，被特赦；定谳诛杀崔浩及僚属，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后因为高允和太子一再求情，少杀了数千口人，但崔浩一家必死无疑，且株连整个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论远近，以及崔浩姻亲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其余人犯皆止诛其身。计有数百人死于此次骇人的修史文字狱，这还算是宽大处理呢。曾被皇上誉为“胸中有甲兵”，恩宠冠一时的一代名臣崔浩，临刑前受尽侮辱，卫士数十人给他浑身撒尿，呼声嗷嗷，惨不忍闻。
因修史而招致祸端，称为“史祸”，章炳麟谓史祸等“较之廷杖，毒螫百倍”，信非虚言。古镜明显陈旧，洋镜不合国情（并且因为官人竞相亲历致使照镜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两者仅可参考而已。若论映照效果奇佳和反应迅捷，最佳之镜莫若就地取材，问民情，聆民声。
（本文为鸣弓读史随笔《事了梦未残》代序，该书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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