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恢复高考40周年回眸

岁月如梭，恢复高考已4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在目……

40年前，我是在资中县一个小旅馆里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

1977年，我在公社任不脱产的农技员，10月20日，我受区农技站委派到内江调运红苕良种，当天晚上返回资中。10月21日，我早早起床，准备乘车返回仁寿，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出一条新闻：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我惊诧，这是真的吗？我凝神屏气听完广播，字字真切，如雷贯耳。

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为渴求读书做过多少梦。那个年代上大学靠推荐，看重的是政治条件和“表现”，我祖辈农民，尽管中学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但靠推荐一辈子也别想上大学。我多么羡慕被推荐上学的人，哪怕上中专也是莫大的荣光。

23日，我马不停蹄、满怀希望地赶回区中学，找到高中班主任，希望借一点复习资料。班主任说：“这两天大家都在找资料，仅有的都已经抢光了，我们以为你不报考了。”我强忍泪水，转身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到了家。那个年代，在我就读的偏僻的区中学能找到一点复习资料，将意味着有公平的起跑线。

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我到公社报名，公社“革委会”以“培养”我为由，不准我报名。我又强忍泪水，转身离去。我于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什么苦都吃了，什么表现都挣了，但三次申请入党，二次申请招工，都名落孙山，甚至参军也去不了。人生的路在何方？我问苍天，苍天不应！问大地，大地无声！我死皮赖脸，三番五次找公社领导，最后以“不参加任何补习班，不耽误农技工作，只是了却一下心愿”为由，总算报了名。

我们区中学报名人数达1000余人，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区中学举行补习班，但与我无缘。唯一的办法就是晚上找参加补习班的同学借笔记看一下。说实话，我是看不懂的，尤其是数学和理化。当我们需要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学时代是“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走过来的。我偷闲复习的参考书主要是中学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

临近考试前半个月，我思之再三，觉得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好容易争取来的报名机会，将白白浪费。不仅如此，我还有可能面对今后再也不能报考的命运。于是我与同我“包队”的水利员达成“密谋”，白天他下乡收集数据，晚上由我在碰头会上报告。就这样，他早上将我锁在一间十分阴暗的小屋里，下午7点放我出来。我忍饥挨饿、偷偷摸摸、间间断断的复习了10余天，其中主要是一些报刊杂志。

1977年12月9日，中国举行了唯一冬季高考，经过初试筛选的570万名考生正式参考，可谓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我一进考场，全身颤抖，从未经历过如此正规的考试。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不知道考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考。县公安局干警，身配手枪，在窗外来回巡视，我背后就坐着一位监考教师。9日上午考语文，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参加过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过这首歌，考场上还有人轻轻哼唱；作文题是写《一个矿工的变化》的读后感，我结尾的两句话是：“要不是粉碎‘四人帮\’，这些话我还不敢说啊”；判断题有“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用的修辞手法；政治考题好像有两道小题，涉及“十大”报告，我复习了且答对了……；中午大家碰在一起，还兴高采烈，可是下午考数学，个个都蔫了。第二天考政治和理化，我所在的考场至少有1/4的人缺考了。

焦急而漫长的等待，没有公布分数和录取线，也没有人指导填报志愿。1978年1月14日，公社高音喇叭通知我第二天到县里参加体检，我激动得一夜未眠。平时我什么毛病也没有，可命运就是与我作对，我因血压太高，心速太快，三番五次过不了关，我又强忍泪水。量血压的一位老太太对我讲：“小伙子，考上了大学太不容易了，不要紧张，下午再来。”下午，我喝了半斤醋再去体检，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只知道我是当天参加体检人中倒数第二个离开体检场的。回家的路上，孤独的我泪流满面。

2月25日，我接到通知，到公社有急事。到了公社，秘书告诉我，听说你考上了大学，到区中学去领通知书。我飞奔至中学收发室，忐忑不安的拆开信封，我被“西昌五七农业大学”录取了，我终于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77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群体，77年高考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绝无仅有。当年全国录取27.8万名，录取率不到4.9%，这也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我所在区最后有5人上了大学，比例不到1%。我的家乡沸腾了，大家叫我“夏大学”。

3月11日，我手提姐姐出嫁时作为嫁妆的烂木箱，享受极其特殊的待遇——搭乘新兵入伍的汽车到县城办理手续。3月12日，由眉山踏上南去的列车，开启了我的求学之路。1978年3月13日，我来到西昌。从此，我的命运和27万多莘莘学子一样被改变了。

我们这代人，是从饥饿、无知和不公平年代走出来的，除了多一些经历外，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我们知道，自己先天不足、基础太差，唯有奋斗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杠杆，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以坚定沉毅的个性和近乎自虐的方式挑灯学习。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国家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本科合格评估专家，教育部本科教指委委员；担任过两个本科大学的校长，都是源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

1977年，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纪念，永远值得77级学子纪念。因为这一年见证了公平选拔人才的回归和反正，启迪了一个国家的转折和复兴。

夏明忠（二级教授、博士，原西昌学院院长、现四川工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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