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公粮
到新疆已大半年的母亲常常对我们唠叨:“现在在我们老家乐至乡下,农业税和提留款取消了,种粮食政府还倒给补贴,娃儿读书也不交学费了,生病入院治疗还要报销医药费,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养老金,旧房改造还给补助,水泥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日子真的越过越好了。”听着听着,我的记忆又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段艰苦而难忘的岁月。
从我记事时起,缴纳“公粮国税”是农村人每年的“必修课”,人们把缴的公粮称为“爱国粮”。小春粮食收割完后,母亲便选择一个红火大太阳的好天气,撮出堂屋里的小麦再一次翻晒后,用尿素肥口袋分装成几袋,挑去乡粮管所缴公粮。年幼的我也背上十几斤公粮欢天喜地去“凑热闹”。路上,母亲衣服湿透了,额头和脸庞上的汗水直往下淌,她不停地用指拇在脸上刮汗水。我一不留神,一个“饿狗吃屎”,把小麦撒落一地。母亲见状,心痛不已,责备我“敬香打倒菩萨”,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那年月,我们能见到乡里的标志性建筑物就数乡粮管所了,宽敞的水泥坝,高大的仓库,还有堆积如山的粮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收粮的公事人绰号叫“邓胖子”,他那胀鼓鼓的肚皮好像要把腰间那皮带挣断似的,我猜想他每顿吃的肯定都是白米干饭。每年这个时候,邓胖子总是摆一张办公桌在仓库门口,旁边放一台磅秤,无需召唤,乡亲们便蜂涌挤到桌前。那时缴公粮检测粮食的干湿度没有仪器,全凭他用手一抓一捏和一擂一咬。邓胖子说声“可以”,乡亲们悬吊吊的心便落到了肚里,手忙脚乱地把粮食搬到磅秤上,连称的公斤数都来不及看一眼,又忙天慌地地把粮食倒进粮仓。如果邓胖子眉头一皱说“有点润”,缴粮人又得忙乎大半天,赶紧到场坝内找一块空地,将粮食全部摊开翻来覆去地晒,直至邓胖子大手一挥,叫抬上磅秤才能松口气。所以粮管所的人权力特别大,于是收粮人的桌上总是摆满了抽不完的春耕牌和天平牌香烟,桌前总是挤着一群汗流浃背的老农和一张张堆满笑容的黝黑面孔。那时,我就立下志愿,长大后一定要到粮管所工作,挣不要钱的香烟给父亲抽,让母亲缴粮不再“讨麻烦”。
好不容易,母亲和我挤到磅秤前,母亲赶忙教我喊“舅舅”。我朝邓胖子甜甜地喊了一声“舅舅好”。满以为舅舅会摸摸我的头,或是问问我“几岁了”“读书得不得行”之类的话,遗憾的是舅舅没有理睬我,反而铁面无私地说:“这麦子不太燥。”
我瓜兮兮地望着母亲,母亲朝邓胖子冷冷地说道:“我不是你亲姐啊?!你这个野舅子认不到人了嗦!”“邓”姓在我们蟠龙镇乡下是个大姓,有“邓半县”之说。邓胖子与母亲同一辈,他好像是默认了。
随后,邓胖子又拈了三两颗麦粒在嘴里认真地咬了几下,一本正经地说:“下次晒干点。”于是,我和母亲急急忙忙地过磅,把粮食倒进仓里。
缴完粮,有些老农会去“操馆子”,切上二两烧腊肉,倒上一碗白酒,吃得潇洒,喝得豪爽。母亲会花两分钱为我买了一杯薄荷水,绿茵茵、甜咪咪的,喝起特别爽心。快四十年过去了,我依旧感觉得到那薄荷水凉爽回甜的滋味。
缴公粮有许多心酸与无奈,但我还是为缴公粮而扎扎实实地风光和幸福了一次。
那是1989年秋天,我们八九级4班唯一一位跳出“农门”的陈龙同学考上了内江卫校。尽管那是“不包分配”的委培生,但能“农转非”,吃上“皇粮”,的确让大家羡慕不已。在农转非之前,还得缴一次公粮。他娘拿出家里最好的包谷,由永学、勇军和我三个同学争先恐后地挑着去粮站缴公粮。我们让陈龙同学打空手,因为他不再是干体力活的农村人了。我们也因能为出人头地的同学缴公粮而感到风光和幸福。多少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仍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兴奋,仍旧有一种仗义和荣耀的愉悦洋溢在脸上。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难忘的时光渐渐成为一张岁月的书签,藏进了我人生的记忆里。今天,泡上一杯清茶,轻轻翻阅,细细品味,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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