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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与蜜裹的内江城

内江日报 2017-11-12 08:04 大字

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内江,其甘蔗制糖业已发展三百余年。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因外糖中断,内江的蔗糖业得到了极大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以糖蜜(俗称“漏子水”)为原料发展起来的酒精工业,对全国军需、民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内江蔗糖业发展的,除了本地实业家,还离不开许多曾驻足内江的外地企业家,从当时的文人笔下、摄影家镜头中,我们领略到多样的甜城风情。

日前,市政协副调研员、文史学者毛建威先生做客内江市图书馆“大千讲坛”,以“蜜裹的内江城”为题,向读者做了一场专题讲座。讲座主要围绕内江糖文化主题,根据文化名人生前所写的日记、年谱等第一手资料,从“金融、实业家发展内江糖业”“诗人、作家笔下的内江”“记者、摄影家镜头中的内江”“著名学者心目中的内江”四部分讲述了文化名人的甜城记忆。这些首次呈现在甜城众人视线里的文化史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也唤起内江儿女对过去辉煌糖业史的追忆。

◇全媒体记者 李静

文化名人眼中的老内江: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传统的土法熬糖

上海的著名人像摄影大师庄学本曾于1934年来内江,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下:“10点隆昌,看到途中运煤的牲口不觉往来,始知到了四川重要产煤区。”“1点40分,过椑木,汽车须驶上板船摆渡过江。”“2点10分,参观资圣寺香山公园。”“内江街道绿树成荫,蜜饯、糖果较姑苏尤过之。”

当时,同样来自上海的席兴群,是民国知名漫画家、摄影家。他用镜头捕捉了内江土法制糖的画面,并以“甜的内江,咸的自贡”为题,发表组图于《良友》画报上。

与此同时,内江富有传统气息的制糖工艺,也引来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关注。1934年,著名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友琴以中央通讯社特派员身份参加川康考察团,途经内江,写下《甜的内江县》一文,发表于上海《民报》上。

他在赞美内江沿途风景迷人、商务发达、货币流通颇称便利的同时,也感叹内江土法制糖之落后。

这一点,不仅文人墨客看到了,实业家也看到了,实业家的积极进取和外来先进产业技术的相互影响,使得内江制糖业在抗战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

“内江蔗糖业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金融家们的幕后支持。金融巨子张公权就是其中之一!”毛建威说道。

生于1889年的张公权,是江苏嘉定人,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著名法学家张君励是他的哥哥,诗人徐志摩是他的妹夫。早在清末咸丰初年,张公权的祖父张鼎生任过内江知县,现东坝街的老城墙,就是张鼎生组织县人修复的。

张家祖孙与内江很有缘分。1934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首次来内江考察金融业、糖业,发表演讲。他看到,内江土法制糖技术工具十分简陋,压榨器为石质榨辊,三牛或四牛拖动,日压一万至两万斤,其他生产工具有可置锅九至十口的糖灶,普通铁质熬糖锅,桶、盆、缸等容器,以及生产白糖的漏罐、漏钵、晒席等……

于是他在演讲时提到:“内江制糖方面皆数百年前之旧法,毫无人工的改进,与外人之以机械制糖比较,曷啻霄壤之别。”

他的演讲与呼吁并非做样子给人看。此后,张公权又多次途经内江、资中,参观复兴酒精厂、内江制糖厂,并将新型制糖工艺推荐给内江糖商,一次次为内江制糖工艺的改进献计献策。

实业家助推糖业发展:

引进甘蔗新品种和改良制糖工艺

“要提高内江蔗糖产量,改良甘蔗品种是关键。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就是推动内江蔗种改良的幕后功臣。”毛建威说。

生于1893年的卢作孚,是重庆市合川人,民生公司创办人,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为改变四川境内甘蔗含糖量低、产糖量不高的现状,1936年2月,时任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一面与川大农学院在内江筹建甘蔗试验场,一面又与上海建源公司合作,引进含糖高、产量大的爪哇甘蔗种120包,全部发放给内江,由甘蔗试验场在内江进行试种后,效果极佳。其后大面积推广,内江甘蔗产量大幅提升。

“爪哇2878蔗种,因蔗径大、糖分高、产量大、糖色好而获胜,之后这个品种在内江被大量推广。据统计,1935年,内江县白、桔、红3种糖总产量为33464000市斤;1940年,其总产量已增加至50889000市斤。”毛建威介绍。

1941年3月,卢作孚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他在内江主持召开了平抑米价会议,为内江物价的稳定作出了极大努力。

同年7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契先生来内江旅行时,便描述了内江广阔的蔗田和改良的设备,著有《蔗田千顷之内江》。称内江甘蔗试验场、华农糖厂之精糖,堪与“太古”媲美。并写了《咏内江诗一首》:“蔗田千顷绿如茵,宛宛江流入望频。怪道山林青似洗,霄来风雨洒行尘。”

推动内江糖业发展的实业家,还有“冠生园”食品创始人冼冠生。

抗战爆发后,冼冠生将“冠生园”迁到重庆,又分别于昆明、贵阳、成都、泸州、内江等地开设分店和食品厂。1941年,冼冠生提炼内江土白糖成功,取名“桔糖”并申请注册专利,产品投入市场深受欢迎。1942年,他投资十余万元入股中国银行与资源委员会在内江开办“中国联合炼糖公司”,担任公司董事会监察人,进一步推动了内江经济尤其是糖业的发展。

著名记者笔下的内江:

当之无愧的“糖都”“糖之城”

内江的千顷良田、万亩甘蔗、数不清的蜜饯,成了文人骚客墨端争相描写的对象。

来自成都的战地记者杨纪,原名张篷舟,是四川著名报人。他称内江为“糖都”,著有《糖都一瞥》,于1942年11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文中介绍了内江蔗糖之源,又向读者介绍中国联合炼糖公司之新机械制糖、内江及资中的酒精制造、蔗皮造纸之研究情况,让内江的糖文化又多了一抹文化色彩。

“提起著名记者来内江,还得说一说民国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浦熙修和战地记者林藜。”毛建威介绍。

民国著名女记者浦熙修,生于1910年,江苏嘉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南京特约记者、《文汇报》副总编辑,以工作勤奋、文思敏捷著称。

1942年7月19日,浦熙修来内江采访,写下了《内江夜景》一文,她因看到内江糖和蜜饯的高产量,以及悠久的蔗糖历史,而将内江称为“糖之城”。此外,她还采访记录了食糖专卖与蔗农利益维护,对内江银行业的发达表示了由衷赞叹。

林藜,原名黎泽霖,广东南海人,兰州大学史地系毕业。抗战初期,投笔从戎,后任记者。

林藜在《纵情山水遍神州》一书中,写有《内江糖食闻天下》一文:“打从重庆到成都,内江是中途站,旅客的停车打尖,往往假道于此。它得地利之便,故市面的繁荣,在川中除成渝外,便要算它,内江了……内江资中两县以产糖最著,故有‘甜资内,咸自贡\’之称,尤以内江一地更为产糖的集散地,产品供应全川,大街上的商家,十九都以运营糖产为主。这儿交通频繁,地方富庶,人文鼎盛,街上最具特色的土产是以糖为原料的蜜饯瓜果,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约分为三大类:一是瓜类,有黄瓜、冬瓜、南瓜、苦瓜;二是果类,有大柑、寿星橘、佛手、桃、枣、杏、梨、橘子皮、柚子皮、葡萄、樱桃、枇杷、杨梅等;三是蔬菜类,有红萝卜、辣椒、厚皮菜、藕片……这儿因交通流量极大,人文发达,故有车子多(包括运糖板车)、旅馆多、饭店多的动三多与仓栈多、甜食多、书画多的静三多之谚……”

文学巨匠在内江:

留下美文和趣事

民国著名散曲作家、诗人卢前,在1939年农历正月随黄炎培游内江时,写下了小曲《中吕·喜春来·过访内江》、诗歌《内江行》《椑木叹》,并将他在内江的见闻写成散文《内江印象》,一次又一次书写了内江的风土人情!

在《中吕·喜春来·过访内江》中,他写道:“渡沱才动游春兴,掉臂西行已半程。东风一抹蔗田青,千万顷,蜜裹的内江城!”描绘了内江甘蔗种植欣欣向荣的场面。作家朱自清读后,认为“蜜裹的内江城”是对内江最好的写照。

著名作家巴金于1942年5月1日到内江游玩,有文记载,他逛内江城,找旅馆、买糖食、下馆子、逛街、听书……内江热闹繁华的街景和美味的甜食让他赞叹不已,唯有一事,让他耿耿于怀,“在椑木等渡船费时颇多,期盼沱江之上早日建成大桥。”于是有了“沱江何日建大桥”一念。

1961年2月1日,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巴金参加作家参观团专程赴内江、自贡考察,看到建起的沱江铁路大桥,大为兴奋和自豪,自己多年的牵挂终于可以放下。

除了巴金,文学巨匠叶圣陶与内江也有深厚的缘分。

叶圣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车阻内江买糖食”一事,从第一视角描述了地道的甜城风味。

1944年8月15-16日,叶圣陶由蓉赴渝,途经内江住宿。带着对甜城的好奇,逛街、吃小面,夜晚闷热难寝,次日早晨巧遇邵力子夫妇。1944年9月26-27日,他由渝返蓉,车阻内江椑木,住小旅馆、买糖食、入酒肆、深夜躲警报。次日理发、喝茶、下馆子吃面,等待汽车修好。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内江发生的事,更让人哭笑不得。”毛建威翻开罗常培的照片说道。

罗常培是北京人,历任西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曾高价雇船到内江。

1944年7月31日,罗常培在成都坐邮车返重庆。同行有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英语教授杨宪益夫妇、历史学家郑天挺。当年坐邮车是一种特殊待遇,没想车刚过简阳,就遭遇倾覆之险,几番折腾才到资阳。8月2日,等车不至,无奈以两百大洋高价雇民船沿沱江而下,摸黑冒雨到资中。8月3日-4日,旅资告罄,找内江中国银行经理借钱付账后,才得以心情舒畅地漫游内江城。

魅力甜城,韵味悠远。抗日烽火岁月,不少实业家、记者、摄影家、文学家曾驻足内江,留下了趣闻轶事,也给内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甜城儿女自豪。

(本文相关资料和照片均由毛建威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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