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万象

晶体管诞生70年

回首中国集成电路来时路

时间：1947年12月16日

日记号：38139-7

70年前，当物理学家沃尔特·布拉顿像往常一样写下他的实验日记，他不曾预料，一个时代即将开启。

这场实验的主角是一个比火柴棍短且粗的半导体放大器，后来，它被命名为点接触式晶体管。

点接触式晶体管成了人类打开晶体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大门推开后，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

70年后，晶体管已经变得几乎无处不在。人类以其为砖瓦，搭建出一个个虚拟世界。我们至今仍未找到晶体管的替代品，以其为基础的集成电路，还将被人类长期依赖。

晶体管问世，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

晶体管诞生之前，人们已经有了电子管，或者叫真空管。

电子管具有信号放大作用，但是毛病一箩筐——寿命低、体积大、可靠性差。

所以，人们希望找到一种器件替代电子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下属的贝尔实验室成了寻找路上的开路先锋。

贝尔实验室创建于1925年。成立伊始，它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实验室。3600名工作人员中，有2000名是技术人员。

1945年7月，二战临近结束，为了适应战后研究方向的调整，贝尔实验室进行了各个研究部门的改组。

这次改组中，物理部门成立了3个研究小组，其中之一就是固体物理研究组。该组又分为半导体和冶金两个小组，麻省理工大学博士肖克莱兼任半导体小组组长。他将小组的研究计划，定为研制“半导体放大器”。

半导体是指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像硅和锗，就是常见的半导体材料。

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说，要理解晶体管的工作原理，可以想象一个大坝的水闸。

当大坝闸门合上，无水流出，水力发电机就无法发电;当闸门打开，水流涌出，水力发电机就可以输出电流。“闸门的开合直接影响到了水力发电机的运转，这就是用一个弱信号，去控制了一个强信号。”而晶体管的基本原理，就是“放大”，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

贝尔实验室对晶体管的构思由来已久。晶体管的诞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从诺贝尔奖的归属来看，荣誉最终给了3个人——肖克莱、布拉顿和巴丁。

1947年12月16日，摆在布拉顿和巴丁面前的，是一个多次改进后的、构筑在锗晶体之上的器件。锗晶体表面，用一根弹簧压着一个两边包裹着金箔的三角形塑料楔子。这两边的金箔，就是信号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就是它，在那天的实验中，成功放大了30%的输出功率和15倍的输出电压。

用现代标准来衡量，这点触式晶体管的原型实在太过质朴笨拙，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人类微电子革命的先声。

在它之后，又有双极型、单极型晶体管和硅晶体管相继问世。

“从移动计算到智能计算，当今时代的种种变化，都离不开电子信息系统。而晶体管，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器件。”魏少军说，晶体管之于信息革命，如同铁器之于农业革命，如同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起步不晚的中国，还是落后了

晶体管应该被拿来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前提是，它要足够小。

如何找到一种高效的晶体管、导线和其他器件的连接方法?1958年左右，美国两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今天已经熟知的集成电路。

如果说，晶体管的诞生，是蝴蝶扇动了翅膀，那么，远隔大洋的中国，也敏锐地嗅到了风暴来袭的信号。

中国的起步并不晚。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半导体这门新兴科学技术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6年，在没有技术资料和完整设备的条件下，我国成功研制出了首批半导体器件——锗合金晶体管。1965年，我国又拥有了集成电路。

“说起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人，那真是非常了不起。”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叶甜春感慨，“他们带着知识归国，自己研制设备，自己制备材料，自己培养了第一批学生，完全白手起家。”

头20年，我国集成电路和国际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第二个20年，道路开始曲折。

差的不在技术，而是产业。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还不知道如何组织大规模商品生产。此时，还想更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更是难上加难。

产业发展不起来，技术研发也步履维艰，陷入恶性循环。叶甜春记得，1986年自己刚入集成电路这一行时，整个行业都处在痛苦的转型期。大家还在学习高质量低成本地批量制造产品，在混沌中摸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开始起飞。“这是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叶甜春坦言。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等专项都指向了集成电路。5年后，技术储备到了一定程度，加大产业投入，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效果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技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能支撑产业体系的快速发展了。”叶甜春总结，“这是一套组合拳，堪称完美。”

到了能打大战役的时候了

2017年1月，晶体管诞生之国美国，在一份报告中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称，中国的芯片业已经对美国的相关企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建议美国总统下令对中国的芯片产业进行更加严密的审查。

为什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在世界占比非常小，算是“小透明”，就算有一些跨国并购，但交易额也完全不够看，何至于引起这么高的警觉?

“因为资本的背后，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在做支撑。”叶甜春说，“他们认为，一旦发展起来，就不可阻挡。我们有核心竞争力了，人家就害怕。”

实际上，我国集成电路一直都在国际上的打压和遏制中求生存。产业还在起步阶段，就有“巴黎统筹协会”对我国所需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封锁禁运。当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巴黎统筹协会”解体之后，又有“瓦圣那协定组织”继续对我国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进行封锁限制，它们只允许放行比经济发达国家滞后两代的集成电路技术和设备。

“西方国家有点神经过敏。”魏少军的看法略有不同，“中国打赢集成电路这场仗没那么容易。”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需要全球化的产业环境，需要巨额投入，也需要大量人才。这都无法一蹴而就。

从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统计来看，2016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4335.5亿元，比上年增长20.1%，这一增长速度算得上“高歌猛进”。不过，魏少军提醒，这4000多亿元的销售额，还包括了在华外商的贡献。“其实我们自身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他判断，我国自己生产的集成电路，大约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1/4。

从技术上来看，我国最新的集成电路技术，跟国际上最新技术还差了一代到两代。不过，叶甜春认为，纠结于这个最新技术的代际差异，是一种误区，并没有太大意义。

比如，如今依然在大量生产的55纳米、40纳米和28纳米芯片，进入市场已近10年，但它们并未因为更小尺寸芯片的出现就退出历史舞台。

“集成电路尺寸缩小速度确实很快，但并不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完全替代。每一代技术都有大约10年的生命周期。”叶甜春表示，我国55、40、28纳米三代成套工艺已研发成功并实现量产，而更先进的22、14纳米先导技术在研发上也取得突破，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所谓赶超，也无需要求在各个领域全面超越，只要我国的集成电路能够支撑我国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即可。”

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晶体管开启的信息革命，将更深、更广地重塑人类社会。“未来，芯片的重要性只增不减。”魏少军强调。

而回首来路，叶甜春常说“传承”。一代一代半导体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中国今天的局面。

今天是个怎样的局面?他抬起头，望向远方，带着笑意。“可以打大战役了。我们有了‘战\’的能力，虽然能力有限，但和从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理由超不过别人，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本栏稿件均来自新华社)

到2020年人工智能

重点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日前，工信部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产业化和集成应用为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工信部提出力争到2020年人工智能重点产品规模化发展，整体核心基础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智能产品应用是重点。工信部提出，重点培育和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等智能化产品，推动其在经济社会的集成应用。

以智能翻译系统为例，到2020年，多语种智能互译取得明显突破，中译英、英译中场景下产品的翻译准确率超过85%。

此外，工信部将探索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设立重点实验室，鼓励行业合理开放数据，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突破发展。

陷阱多、监管弱，交钱容易退钱难

糟心预付卡 维权卡在哪

齐志明

“买的不如卖的精，办卡容易退钱难”。每过一段时间，预付式消费领域总会曝出维权难题。据芝麻信用初步统计显示，目前倒闭的6家共享单车企业，涉及用户押金10多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出公开信，对酷骑公司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本是买卖双方共赢的预付式消费模式，如今却沦为“陷阱”的代名词。消费者维权为何四处碰壁?当前监管存在哪些短板?推动多部门协同共治，还要消费者苦等多久?

来到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北京市民古鑫鹿吓得不轻：“那天早上我来到公司的写字楼下，发现聚集了好多人，吵吵嚷嚷说要退款。”古鑫鹿打听之后才知道，共享单车企业酷骑公司押金与预付金难退，三部退款专线都打不通，酷骑发布通知，声称要现场退款的只能携带有效证件前往四川成都某地办理。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向酷骑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发出公开信，对其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押金、预付金难退的问题，再一次让“预付式消费陷阱”引发关注。

商家跑路、强制续缴、霸王条款频出，预付消费套路深

所谓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为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向经营者预先交付一定的费用，从经营者处按次或按期享受商品或服务的一种消费方式。本来，预付卡是一张“双赢卡”——消费者享受折扣、方便快捷，商家稳定用户、扩大融资，但现实中有关预付式消费的负面新闻时有所闻，预付卡几乎成为“糟心卡”的代名词。

前不久，在广州某外企上班的高俊旺，被公司派到中部某地区蹲守一个项目，耗时大约半年。临走前，他想将在某健身俱乐部办的年卡转让出去，没想到被泼了一盆冷水：转卡要按卡内剩余费用的40%收费，还得按照1∶1的比例对余额进行充值。“我卡里还剩1000元左右，照此计算，我转个卡先要扣除400元，还要再充现600元，这样卡就更难有接手者了，这分明就是在抢钱!”高俊旺气不打一处来。

“中消协曾组织消法执法检查组去7个省份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问题呈现跨领域、跨行业、普遍蔓延的形势，稍不留神就会触发维权困局。”中消协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说，预付式消费的“坑”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一是不签书面合同，这导致消费者事后想主张权利时没书面凭证;二是以各种利诱措施吸引消费者上钩后，以各种理由降低服务标准，比如擅自提高价格，减少优惠期限等;三是设置“霸王条款”，比如规定不予退卡、不得转账、过期作废等;四是由于经营不善，商家跑路，让消费者血本无归;五是侵害消费者隐私权，将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

此前，中消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南宁、杭州、武汉、成都、西安和济南等10个城市150家企业，开展了“预付式消费”调查体验活动，涉及美容美发、教育培训、洗车、洗衣和健身等5个行业。调查发现，超50%的商家不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即便签了，也有15%的合同存在“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导致人身伤害、物品丢失概不负责”等不合理免责声明。40%的商家不开具正规发票或用优惠形式代替。

维权常吃闭门羹，预付消费领域法律体系亟须健全

遭遇预付式消费陷阱，有些消费者开始走上维权道路，可是往往四处碰壁。

比如，找不到受理“娘家”。高俊旺到俱乐部理论半天，也没个结果，他投诉到工商所，得到的回复是“游泳卡、健身卡的事主要归体育部门管，不在工商部门备案”。

据记者了解，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出台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为何还乱象丛生?

“从根源上说，还是制度设计与监督执行出了问题，导致出现监管漏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比如《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卡企业的资质必须是规模、集团或品牌企业，发卡方得提前30天去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但事实上办法往往落不了地，很多自然人、小型个体户根本无备案可言。

一方面，发卡机构搞隐身法，面对海量的市场主体，监管部门人手有限，查不过来;另一方面，相关监管规定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执法力度被削弱。

“在预付式消费领域，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规范，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陈剑说，比如，不论是商务部出台的《管理办法》，还是交通部等10部委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都只是部门规章;比如现在有好几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规定办理预付卡业务时，强制要求商家提供合同、做出风险提示、明确保存期限等，但仅限于部分省份;再比如一些行业组织出台了自律公约，但强制性、约束力不足。

“所以，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领域，他们享受的权利是不均衡的。”陈剑说。

建议严密备案、强化预付金存管监督，推动多部门协同共治

陷阱多、监管弱、维权难，面对无良发卡商家，难道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监管部门只能束手无策?

立法是治本之策。与传统线下实体店发放预付卡相比，如今线上预付充值消费也越来越多，虽然形式上不再是有形的卡，而是表现为“券”“码”，但本质上还是交纳预付金。

“线上平台的预付式消费，风险成几何级数增长。”陈剑说，目前中消协正在重点关注与强力推动《电子商务法》的审议与落地，力争让该法在主体资质、担保人设定、信息披露、合同效力、资金管理等方面做出更明确、细化的规定。

制度创新是抓手。比如，备案核准要无条件执行。“目前有关规章还是失之于宽，应该明确规定，办卡数超过100人、单笔金额超过1000元、总金额超过10000元的，就得去商务主管部门或者银行等机构备案、核准。”刘俊海说。

产权归属要明确，第三方存管制度要常态化。“要有这样一个共识，不论是押金，还是预付金，产权都是消费者的，这在《信托法》中有明确规定，按照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实际所有权即经济上的所有权，还是归受益人的。”刘俊海说，商务、金融等部门要对备案发卡企业的预收资金余额占比进行严格审核，把存管金比例设定在30%—50%之间，指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对预售资金进行委托管理，商业保险也要跟进。如果企业跑路了，按程序给予用户赔偿。

“商务、工商、公安、银行等部门要协同共治，打造协同监管、精准监管、功能监管、全覆盖监管的新格局。”刘俊海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发一个联合整治的意见，“有了红头文件，各方监管力量就能整合起来。专项治理行动开展后，消费者维权也就有了底气。”

(来源：人民日报)

年终岁尾，防骗子“七伤拳”

第一伤：移花接木 以补换手机卡为名盗刷银行卡

警方介绍，这类电信诈骗的骗子，会事先盗取银行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利用伪基站模拟客服号码向当事人发送假的短信，以补换手机卡为借口，骗取“确认补换手机卡”的验证码。当事人一旦回复验证码，手机的sim卡将被盗取。此后，当事人用于转账、支付的短信验证码就会被骗子所掌握，转移绑定银行卡内的钱财将不费吹灰之力。

第二伤：空手套白狼 朋友圈晒娃后砸钱刷票

警方介绍，此类电信诈骗团伙，往往以“晒娃有奖”“集赞换折扣”等时下热门的微信朋友圈活动为招牌，利用红包、奖品等蝇头小利吸引当事人参加。一旦有人加入，电信诈骗团伙将化身能替人刷票、替人集赞的团队，一边控制着活动的排名，一边分批引诱当事人砸钱刷票，最终卷钱走人。

第三伤：心理战术 网络兼职先返佣金

警方介绍，兼职诈骗本是已经快“过气”的电信诈骗形式，但有很多电信诈骗团伙“旧瓶装新酒”，与当事者展开心理战术。比如网店刷单、微信营销推广等，为取得信任，诈骗团伙第一次会给当事者返还少量佣金，待后续接单时再不断提高金额。同时，为打消当事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会制作“后台系统”“返款证据”等虚假截图发给当事者，使人越陷越深。

第四伤：宣传推广 冒充票务网站诈骗

警方介绍，年终岁末会有一些演唱会、歌舞剧、音乐会等演出，诈骗团伙利用市民需要买票的心理，首先会进行一系列的虚假网络宣传推广，比如让假票务网站在搜索引擎中排名靠前等，增加知名度。一旦有热门的演出开票，诈骗团伙就能在坐收黄牛高价票的同时，还骗取市民的买票钱。事成之后，诈骗团伙关闭虚假票务网站，卷款逃跑。

第五伤：无中生有 骗取银行卡信息办贷款

警方介绍，诈骗团伙会先套取当事人的银行卡信息，如果卡里钱不多，他们就会转而利用盗取的银行卡信息登录手机银行APP或互联网借贷平台办理贷款，最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用当事人名义办的贷款钱卷走。

第六伤：角色扮演 冒充打车软件客服骗信息

警方介绍，年底市民忙着出行，会经常用到打车软件。骗子找准时机，在事先获知车主被软件封号的信息后，会冒充正规打车软件的客服致电车主，声称可以提供解禁账号的服务。在取得信任后，骗子会要求当事人下载同步软件，并按照他们提供的账号登录，上传或同步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此后利用这些信息为所欲为。

第七伤：口蜜腹剑 “一元购”中奖骗人转钱

警方介绍，“一元购”是时下比较流行的“抽奖式购物”，购买者可以通过购买多份来提高中奖几率。而骗子会以客服或“一元购”活动内部人员的名义接触当事人，骗取信任后，用“从内部抽奖”“百分百中奖”的谎言骗当事人为其转账，收取所谓的“手续费”“承诺金”等，随后便将当事人拉黑，或编造各种借口继续收费行骗。

(来源：沈阳晚报 唐心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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