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声里忆春潮 书信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安徽工人日报 2019-01-14 07:00 大字

1980年11月17日,罗大冈给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的刘硕良写了一封100多字的短信。当时,罗大冈作序、齐香教授为之校订的《保尔和薇吉妮》在该出版社名义之下编辑,10多天后,《保尔和薇吉妮》与《白夜》成为新挂牌的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头两本图书。

写信时,罗大冈正负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法国文学分册,“一点闲余的时间都没有”。然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硕良接连收到罗大冈的3封信和一篇3000多字的序言。这也成为刘硕良40余年编辑生涯里最早收到的译著者来信。

如今,这3封信收录在刘硕良《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一书中。1980年代,正是出版界春潮初起的年代,几家地方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漓江出版社创立后,开一时风气之先。

后来任副总编辑的刘硕良是漓江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在出版生涯中,他保存了译著者、读者、媒体及出版界人士的2000多封书信,结集出版的《春潮漫卷书香永》从中选择了近800封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书信。

“采撷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巨大变化所激起的若干浪花涟漪。”刘硕良说。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84年2月20日,一位名叫钟隆安的炼钢工人给刘硕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求购《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他还给编辑提了一点要求:“请编辑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编辑丛书时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做事当时的历史局限,也不要用一种框框来检查书的内容是否符合今天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今天的读者,他们是能分辨是非,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这位炼钢工人说。

“20世纪80年代,是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日新月异,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代。”今年75岁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郭宏安回忆。1983年,他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巴黎的忧郁》一书,只做了校译,并无合译,“可以署我校”。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漓江出版社依靠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为“基地”,联络了一大批知名学者、翻译家,组成了包括老一辈、50岁左右“挑大梁”的中生代以及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在内的译著者队伍。《春潮漫卷书香永》中收录了其中178名译著者的432封书信。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享誉全国的品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上世纪80年代回国时,在地铁上看到有人拿着厚厚的、红色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觉得“很温暖”。“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好从文化沙漠走出来,处在精神活跃的状态。漓江社当时抓住了好时机。”陈众议说。

不仅是漓江出版社,一些地方出版社率先冲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湖南的《走向世界》、四川的《走向未来》、浙江的《飘》、江苏的《译林》……地方出版社佳篇名作迭出。

择善而译

1983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学》编辑部给漓江出版社总编室写了一封信。当时,他们把漓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世界中篇名作选》(第一集)中的《第四十一个》翻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已校订完毕,准备发稿时,有人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出这样的作品不合适。他们来信询问:“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那里的情况,想了解社会上最近对这一个作品有什么反映,你们的看法如何?”

翻译家们很谨慎。《千鹤》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发表于1952年的一篇中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段涉及两代人的畸恋故事。高慧勤在翻译川端康成作品时,特意来信询问:“联想到《千鹤》一书,内容颓废,人物关系设计乱伦,目前似不宜出版。是否能从‘川端集’中将此篇抽掉?”

“1983年对译著者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当时我们的态度是既严肃认真又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冷静。”刘硕良说。出版社认为,《千鹤》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归类”。后来,《千鹤》得以和《雪国》《古都》一同推出,成为川端作品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读本之一。

也有镇定的翻译家。冯亦代在1983年10月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全国共有翻译文学杂志27种,出的书当然更多。有的翻译质量很差,而且选题紊乱,各式俱全,引起非议,也是事所必然。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正经经的翻译事业也因之捆上了手足。如果经济开放,文化要闭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择善而译之。”

那次风潮实际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叫停了,但是在文艺界,相关的讨论和担忧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文艺界的同志对贵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评价很高,选得好,译得好,装帧也好。千万不要停出。”白烨在1986年1月2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

“暴利”与“稿酬”

1982年,冯至收到漓江出版社寄来的25元,系《法国文学论集》题字稿酬。他写信退还并说:“区区六个字,就报以25元,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如‘暴利’,实不敢接受。”

刘硕良的书信选里,翻译家们为了译作淡泊奉献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在书信往来里,翻译家和出版社就开始讨论“稿酬”和“市场”了。

《春潮漫卷书香永》里,有外国诗歌研究专家飞白的10封书信。上世纪80年代末,他150万字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这10封信记录下了本书出版前后的全过程。其中第7封信中,他将3年来因此出差的票据寄上请予报销,并说:“7月中才实行新稿酬标准,对稿酬我从不计较。但此次重印,三本书都可盈利,因此稿酬也可以从优了吧……”

因为出书,同事们都以为他发财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宽裕”。他在信中以老友的口吻向刘硕良提到。

而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改本寄来后,刘硕良特意按照新稿千字最高9元的标准付给稿费。这解决了施咸荣这位平时省下生活费买书、连来桂林出差旅游都舍不得的教授的大问题。

译著者们关心稿酬,出版社们也有了“市场”意识。

1983年10月18日,漓江出版社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这让董秀玉感到钦佩,她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到:“真佩服你们的气魄”。许多书店更来信,有的推销自己,表示“愿意效劳”,有的表示“想进书”“想得到货源”,还有的想要建立“互利友好的业务关系”。

“作品出版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著作者分享经济效益是天经地义的。”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改革开放是从阅读开始的。1978年3月国家版权局决定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社加紧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16本是外国文学名著,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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