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桂林老人回忆:“我给‘日本鬼\’做苦力的日子”

桂林日报 2019-09-03 10:35 大字

李义荣和老伴莫小弟晚年生活幸福。

李义荣在给记者讲述给日军做苦力的情形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不屈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1951年开始,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4年11月10日,由于守城的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桂林城沦陷;1945年7月28日,桂林在沦陷200多天后得以光复。

在被日军侵占近9个月的日子里,桂林人民遭受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三合村委滕家村如今已经85岁的村民李义荣,当年被日军掳为劳工,被迫跟随到东南亚多国。他是当年被日本侵略者逼迫做劳工的数百万中国人的其中一员。在今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李义荣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这段九死一生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刊发此文,为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决不让被侵略被凌辱的悲剧重演。

□本报记者景碧锋实习生胡艺琼文/摄

李义荣生于1934年,是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三合村委滕家村人。

1944年末,日军从湖南进攻广西,桂林沦陷。年仅10岁的李义荣于当年11月前后被抓去做苦役,帮日本兵捶背、拿行李、帮打饭,牵马,做各种劳役。他被日本军队带着从阳朔到宾阳,然后到凭祥出镇南关到云南,再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诸国。日军投降后,他回到了老家。

李义荣那时候并不识字,年龄也小,并不记得日军部队的番号及相关机构名称,也并没有留下这段经历的任何凭证。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如今在他身上留存的痕迹,就是还能讲一点简单的越南语、日语。

今年85岁的李义荣,除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不太好外,身体还不错,和老伴莫小弟一起,幸福地安度晚年。他喜欢的活动是钓鱼。早上去钓鱼,到11点就回家吃午饭午休;下午就割草喂鱼。除此之外,李义荣还喜欢看电视,爱看打仗一类的电视剧。

滕家村一带的村民,除了年龄大的人知道李义荣的经历外,年轻人根本不清楚,觉得他跟一般的老人家并没有什么分别。

日本鬼打到桂林,我到山上躲藏,一下山就被(日本鬼)抓了

我出生于甲戌年(1934年),1944年6月25日满10岁,9月就“跑日本”,11月被日本鬼抓去。

那时候,我家里父母在,奶奶在,3个妹妹,3个弟弟,加上我,一共有10口人;等我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家里只剩6人,父母、奶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我。

日本鬼没来之前,我家主要靠种田生活。我也没有上学,在家放牛。

大家听说日本鬼来了,打到桂林了,都到处逃跑躲藏。

我们家跑到雁山兴隆村那边。我有个叔叔是有点文化的,他说“动乱时我们就不要一起跑。大家一起跑,万一遭殃就死绝了。”我就自己跑,跑到舅舅家。我外公外婆老了,舅舅眼睛又不太方便。

那时候,有个信号通报日本鬼的情况。那个信号是吹出那种“嘟嘟———”的声音,“嘟嘟”声一响,就说明日本鬼来了,我们就跑。我就自己跑到山上。

我知道我外公家躲的地方,我就跑去那里躲了一天,我又碰上了我叔叔和其他村民,他让我跟他们一起跑。

我跟他们跑上山去。叔叔后来说要下山去看看村里有没有日本鬼,没有的话,就带我回家跟着奶奶。我答应了。没想到,他们一下山就被日本鬼追赶,跑散了。叔叔跑散了就没有再上山了,然后我就跟着村里一家人一起跑。那家人有个儿子,年纪和我差不多大,我们两个一起躲在一块石头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吵了起来,然后他不让我跟着他们家人。我赌气说,不跟就不跟,怕什么。我就离开他们跑下了山。我心想,吃点饭再说,不吃点饭,肚子饿了,能跑到哪里去呢?我就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到村民家里讨饭吃。没想到,我刚舀上饭,日本鬼来了,我就被抓了。

我给日本鬼背包喂马,亲眼看到一个东北男孩子被日本兵砍头

那些日本鬼的装扮,和如今电视里演的很像。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要我做什么,就做手势告诉我。

我被抓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用脚踹我,要我和他们一样盘起腿来坐。吃了饭,晚上睡觉,他们把我关到一间房里,那间房是用来关被他们抓来做苦力的人的。我年纪小,里面的人把我推过来撞过去,欺负我。

后来,一个日本兵不让我住那里,他住的房子里有个柜子,他让我睡到柜子里面。

我从柜子里滚出来,他又把我塞进去,并关上柜子门。第二天起来,日本兵出发,要我帮他背背包。

我们从雁山走到广西南边的宾阳,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那里。反正白天出太阳不走,休息,晚上走,下雨天也晚上走。

我一开始被抓的时候,是被步兵队抓的。到了宾阳,遇上过新年,日本兵用松枝扎成一扇门来庆祝。我被选去和其他同样被抓来的孩子一起赛马。我跑马跑得好,然后就被转到骑兵队去了。

其实我当时只有10岁,根本不会骑马。日本鬼不管我会不会骑马,把我抱到马背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抱的态度就是,反正都要死,管它呢。

跟着步兵队驻扎的时候,他们炸鱼,把鱼炸死了,也不管我会不会游泳,让我去捞鱼,把我抱起来丢进水里,我自己挣扎了一阵,浮起来了,就这样学会了游泳。

我在步兵队背包,到了骑兵队我的活是负责喂马。慢慢地,我会听懂一些日本话了。有个被从东北抓来的男孩子,最多比我大两岁,因为他能全部听懂日本话,他就选轻松的活干,苦活重活他都让我干。

有一天,他帮日本鬼擦枪,把枪上反了保险,扣不响。日本兵拿着枪出去打不响,回来就把那个男孩抓去杀了。

日本鬼让我拿着刺刀,让我们一起出去,走到一块草坪上,他用手巾把男孩的眼睛蒙起来,抓住他的手甩他,让他打旋旋,旋完以后要他跪下。日本鬼抽出指挥刀,用刀背敲了下男孩的脖子,挥刀把男孩的头砍了下来,男孩的头滚到了草地上。这让人惊恐的一幕,我一直无法忘记。日本鬼还把刀递给我,要我把刀上的血擦干净。

我跟着日本鬼子,做错了事就要挨打。我又不很懂他的话,经常做错事经常被打。打脸,打得耳朵里都嗡嗡响。现在我后脑勺上还有一条疤痕,是被日本鬼用刀划伤的。

我被日本鬼带去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我被日本鬼抓了后,一直跟着他们步行往南走。到了越南后就不是步行了,不是坐船就是坐火车。

我们一路是从桂林经过阳朔,然后向南到了宾阳,经过南宁,从崇左那边出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去的地方蛮多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但这一路上从来没有碰上打仗,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鬼白天不走路,选择晚上、下雨天走路,因为怕飞机轰炸。我背的背包不是太重,就是日本鬼穿的衣服。

我平时还算能吃饱肚子,因为我跟的算是头目,跟他们一起开饭。而有些被拉去的人就不同了,他们都是吃剩饭剩菜。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学会买东西、数数、骂人。学会骂人不是为了骂别人而是能听懂人家骂你,你就知道别人不怀好意,能走的就赶紧走,不能走的,有好东西就送给他。

一路上,基本没地方可以买东西,到了越南才有东西买,有日本人在那里开铺子,开商店。

当时我看到越南的情形,可能比我们国家还要落后。他们灌溉还要人工拉水,当时中国这边已经有水车,他们还没有;那些村民看到马的粪便里面有没消化的谷子,他们竟然把谷子洗干净,煮来吃。在泰国,我们看到有很多和尚。

我回到家的时候,6个弟弟妹妹只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开始,是华侨理事会接收我们。我们住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那里大概是个体育场,有天桥又有好多体育方面的设施。我们这些劳工都集中在那里,住了大概半年,然后就转移到了越南的西贡。

我们在西贡坐军舰到香港,从香港到九龙,到广州,住在黄花岗的营房里面,从广州坐民船到梧州,在梧州大概住了半个月;从梧州到柳州,在柳州又住了大概20天,没想到,这时我生病了,发高烧,同样被抓去当劳工的老乡带我去医院看病,我病好之后就坐车回家,回到了雁山。

车子经过我们乡的时候,我认出来了,连连拍打车子,说:“司机,停车,停车!再过去我就不认得啦,这里就是我的家啦。”那时候我叔叔是乡里的卫生长,我就去找他,让他带我回家。那天正好是圩日,我爸去赶圩,我认出了他,他认不出我了,我抱住他,他还问是哪家的小孩抱错了。

我被日本鬼抓走的时间里,又不懂给家里写信,对家里人来说可以说是了无音信。我爸爸迷信,去帮我算命,神婆说我死了,不在世上了。当时我为什么能找到回家的路呢?因为最初跑的时候,我叔叔就叮嘱我,要记住自己是桂林良丰山河村(以前的村名)滕家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就把这些牢牢记在了心里面。所以,华侨理事会的人去接我们的时候,我就登记了这些信息,就被顺利送回来了。

我本来有3个弟弟3个妹妹,但我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活着,其他几个弟弟妹妹都在躲日本人的时候生病死了。

日本兵占领桂林以后,有好些桂林人被抓去帮他们干活,我们村除了我还有其他人被抓,有一些在半路上就死掉了,我算是活着回来了。还有一些人被抓走后连个下落都没有,有些岁数大的,被抓走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们。

日本鬼当时打到桂林,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烧杀抢掠,太坏了。很多人家跟我们一样都是家破人亡的。幸好日本鬼最终被打败了,我才能回到老家,慢慢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到如今日子越来越好,我的晚年生活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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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劳工的强制奴役

“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劳工”。日本对中国劳工的强制奴役,是日本侵华期间所犯下的重要罪行之一。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劳工招募和管理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掳掠大批劳工在中国各地和日本及东南亚其它占领地,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榨与迫害。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

第一,日本驱使劳工直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各种劳役并残忍迫害。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掠夺资源、修建军事工程等目的,利用骗招、抓捕等手段强征数千万中国劳工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住在破烂的工棚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年遭受非人的奴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许多人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惨死。遍布中国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是日本强制奴役中国劳工的见证!

在辽宁省抚顺煤矿,日本前后奴役劳工近百万,留下“万人坑”30余个,死难者至少25万人;在辽宁省阜新煤矿,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13万;在黑龙江省鸡西煤矿,留下“万人坑”7处,修建炼人炉5座,遇害劳工10万左右;在吉林市丰满水电站,使用劳工总数超过12万人,大量死亡,始建于1937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未全部完工;在黑龙江省沿中苏边境,日军强制奴役中国劳工200余万人修筑了大量军事要塞,仅东宁要塞一处便至少使用17万名劳工,因人员高度集中,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在大连海港日军设立“华工收容所”,住过3万余名劳工,被称为“红房子驴”,1940年夏天,疾病流行,这里每天平均死亡40人;1936年,日军为防止泄密将修筑军事设施的中国工人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在山西,在日军“以人换煤”的政策下,大批中国矿工死亡,死亡总数高达6万人。

第二,战争后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大规模强征中国劳工到日本做苦役。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将4万左右的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掳至日本从事矿山开采、装卸车船等苦役,被迫害致死者6800多人,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们才得以回国。

日本还将大批劳工抓到其南洋占领地充当苦力。1943年日军抓捕1500余人,押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日军的军事工程服苦役。日本投降时,仅剩7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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