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 什么样的医生才称得上 “成都好医生”
近日，由成都商报发起的“妙手仁心·四川名医口碑榜·成都好医生”评选活动在市民中引发热议。这些好医生一半以上由医院推荐，其余的则由患者及家属推荐，活动甚至受到了国务院医改专家的关注。
清末的成都，成都人就医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从“乏良医”到政府考核颁发“名誉医生员”牌子，当时的医生口碑评议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缺医少药
“麻脚瘟”害死成都3万人
清末，成都人缺医少药，随时处于瘟疫魔影的恐惧中。
成都东较场每年五月初五有“打李子”的传统习俗，雅称“掷李之戏”，又叫“掷果会”。史料记载：“是日肩挑售李者，不可以数计。向例在城东南角城楼上举行，上下对掷如雨，聚观者近数万人……”
民间传说吃到这种打来的李子，能生男娃娃。1892年端午节，“掷果会”又开始了。东较场城墙上下，市民买来廉价李子嘻嘻哈哈相互投掷，乐不可支……然而，一场可怕的瘟疫流行开了！
1984年我有幸结识杏林前辈苟觉卿老先生。他生于同治年间，14岁就开始行医，那年已88岁。他回忆：“成都壬辰年（1892年）时，流行过‘麻脚瘟\’。此病是在东较场‘打李子\’后，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的。患病者上吐下泻，突然昏倒，顷刻之间就死亡了。成都城内死亡3万多人……死人无人抬，棺材也买空了，只好找叫花子把人拖出去‘软埋\’（无棺材）。九眼桥附近（当时宏济路一带为乱坟岗），人都埋满了。”
“死亡3万多人”，是清末成都人口的十分之一，数量太可怕了。当时成都和华阳县府出告示：三天内家家户户凑钱“打醮”祭神求安，扎纸龙船（又叫方船、方舟），内坐国人敬而远之的纸扎瘟神，送出东门城外焚烧，恭送“瘟神”远走……这场瘟疫从五月起直到九月初才止。
所谓“麻脚瘟”，不过是“上吐下泻”脱水无力等休克症状。这应该是吃脏李子后的伤寒、霍乱之类的肠道传染病大流行。
祸不单行，苟觉卿老先生接着说：“次年春天，又发现一种病，头昏、上重下轻、心跳，脑子就不断撞，头痛得睡不得……得病后只有跪倒才舒服些（屁股向上头钻到枕头内）。由于患病的人多，医生忙不过来，只好将药方贴在街上，让民众照着处方去抓药……”
苟觉卿老先生所述病状，医学上属“脑膜刺激征”之类。 这个“怪病”，极可能是流行性脑炎之类的可怕传染病。
歪风盛行
名医上门要付百文轿钱
清末，“中医”是成都医界的“主力军”。当时中医界良莠不齐。报人傅崇矩说：成都医生分坐轿、官医、摆摊、跑街等名目，上等医生少，连中等医生也不多。他也客观评价成都有好医生：“摆摊、跑街者，价廉，然亦有中肯之方，高出于坐轿及官医者。亦有送诊贫苦，不索脉礼者。”
医林奇形怪状、恶习很多。傅崇矩在报纸上披露，一些医生收诊疗费用，大多是“看碟下菜”：“中等人户脉资，或数十文至二百文不等，富户则随意加增”。
一些所谓名医上门治病，更是招摇过市：要乘坐三人或四人抬的轿子，轿钱要病家给（从一二百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脉资”（即诊疗费）也有规定：以二百文起码，或四五百文至一千文或银元一元。当时劳苦打工族每月收入，不过一千文至三千文，所以傅崇矩说：“贫人每每一病倾家，故病者愿死，不愿求彼等医也！”
有些医生大耍派头：不管病者为急病、老病，往往要提前一夜礼请，他们还经常爽约不至，或直到次日晚上才姗姗而来，病人此时已转为危症了……其实，这些“名医”是故作忙态以增身价，表示病人“排班站队”等他。当时人评论：唉，面对这种看病难、看病贵，病家只有“忍得”“受得”“等得”“耐得”啊……
有的医生写的药方单子，龙飞蛇舞如狂草，药铺常抓错药而伤害病人。有的医生借诊病推销自己的药物：“希图得价，多方要挟”，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中医外科医生更坏透心肠：倘有索不遂，便故意用药使疮溃痛或久不收口，以便任意索要药资……
还有些医生为多挣钱沽名钓誉，叫亲朋好友制送“华佗再世”之类匾额、锦旗装门面，或打虚假广告“假托病家登报颂扬”。
傅崇矩当时认为成都“乏良医”，是有切身体会的。1901年，他的长子玉荪、长女寿珍，患喉症、风症误服中医热剂，十日内相继死了。1906年他的三侄女患“风症”，第四女患“咳症”，找西医治疗，前后也死了。1909年，他第三个儿子患“病风”，也“误于医药”早夭……一家中就病死这么多的人，可见当时成都病死率之高，所以傅崇矩痛苦地说：“中西医均不可恃也！”
好医生少，“庸医误人”固然是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当时整体医疗水平不高。要知道，直到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才发现青霉素。有人估计：由于抗生素的发明，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了10岁。
其次，清代对执业医生缺乏全国性管理，人人可以挂牌行医，使医界良莠不齐。当时报纸上揭露：“门前凡悬有‘妙手回春\’诸匾额者，其下莫不有冤鬼，相聚啾啾诉苦……”
这时在西医冲击下，对中医的不满上升为质疑中医学本身。如1907年八月二十《顺天时报》上，有篇《论圣躬应慎重医治》的文章，苦口婆心鼓动多病的光绪皇帝要请外国洋医生诊治才行：“盖外国医术，优于中国者远！”该报认为中国皇帝延聘外医，就可以使“四万万国民咸知中医之不如洋医，必将起而学其术，日进于改良！”
规范执业
政府颁发“好医生”证书
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开始医疗制度改革，首先对医生实行执业资格考试。
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警保司内设卫生科，职掌考核医生给照、管理清道、防疫……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机关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也是中国近代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1906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
当时没有国家统一考试规则，医生考试只是作为各省市地方官的“德政”。苟觉卿老先生回忆：开办四川警察系统的重要人物周孝怀，曾把成都所有医生约800多人，集合到一起进行考试，不合格者取消行医资格。考试题目如下：1、壬辰年“麻脚瘟”从何而来？2、“伤寒”与“瘟病”的区别。3、病情条件的分析。4、“痈疽”（一种发生于体表的急性毒疮）阴阳何以分别？考试时周孝怀参加监考，谁写“别字”马上取消考试资格……
1905年贺伦夔任四川警察总监，又令成都医生“赴局考验，分别给凭，无凭者不准受医”。两年后高增爵接掌巡警道，对医生更严格考核，这次实际上是以政府名义考核成都的“好医生”。考核结果有“优等”24名，“中等”40名。其中内科如沈绍九、张子初、陈心甫等，儿科如谢跃衢、王朴诚等，外科如黄雅亭、吴介诚等良医，都是当时得到各界民众肯定的“好医生”，名重一时……经此整顿和考核，成都的“庸医已稍敛手”。
此外，警察局还在成都六总区各设官办牛痘局一所，为儿童免费接种痘苗，以预防天花。中国古代没有“医保”的说法，但历朝历代因贫穷看不起病、或瘟疫传染时，政府会提供免费医疗和药品，药店也会慈善施药。清末成都，官方创设了一些免费医院，如昭忠祠街上的“苦力病院”（专收治社会底层的贫苦病人），及废疾院（相似残疾人疗养院）、军人病院……这些带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和药铺的医生，不少人是完全不收诊疗费、药费的“义医”，当然更属市民眼中的好医生了。
清末医疗制度改革，延续至“中华民国”。1916年成都警察局考查“诊治单”，规定诊病时要把“诊治单”的“半边纸”给病人（即左右双份填写，类似后来的“病历”）。医生看病后，次日要病家追查病情变化，并向警察局汇报。
1917年发生“霍乱”。有的医生害怕治不好病还惹祸事，就玩“失踪”；或声称自己治不好，要病人“有困难找警察”……弄得病人大集合，一窝蜂去警察局大吵大闹。警察局被迫取消“诊治单”制度。
这期间，成都警察总局开始考核颁发“名誉医生员”牌子，这更是评定“好医生”的大举措，相当于如今颁发“名医证书”。苟觉卿老先生说，警察局当时专设的“卫生科”，有段时期科长是阆中人，姓杨。成都一些医生不喜欢芒刺在背的监管上司，私下奉赠其外号“杨宝器”，四川话就是“瓜眉瓜眼”之意。
清末民初医疗制度早期改革和评定“好医生”的举措，当然说不上完美，但无疑已迈出重大的历史进步。
救死扶伤
华西坝来了批洋医生
1905年，来成都工作多年的加拿大医生启尔德和英国人陶维新、美国人毕启等人，商议在城南野村坟山中创办华西协合大学。5年后的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下简称华大）举行了开学典礼。从此，华西坝成为四川现代医学的中心。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启尔德、谢道坚等外国医生积极发起筹建成都红十字会。其战地救护队以启尔德、谢道坚为队长，为救治战乱中的兵、民，奔走全川救死扶伤。启尔德在成都创立的福音医院，1913年1月30日正式命名为“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学术界现在评论：“启尔德、启希贤、甘来德、林则等人，分别是四川现代内、外、妇产、儿、牙等医疗业务的开拓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精神。”
1920年，启尔德休假回加拿大不幸染肺炎病故。消息传来，成都各界民众在陕西街文庙，点上蜡烛、香烟袅袅中，为这个外国好医生举办了隆重的中国传统祭奠仪式……这段史实，知晓者可能并不多。
启尔德和妻子启希贤及四个儿女，都长期在成都华西坝生活。他们的长子启真道，从1936年起担任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和医学院院长，时间长达10年。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曾在华大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启真道的长女玛丽·埃莉诺，则是家族中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也曾在华大工作数年。从启尔德1891年来到中国，到1963年启真道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这个家族3代共9口人为中国医学事业作了72年的奉献。
启尔德在四圣祠街创建的那所医院历经沧桑，1952年后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医生曾在这里上班。每天我在这座哥特式塔楼下来往，仰望大楼上方“1907”的大字，总会涌出无限遐想和神往……
这份四川省档案馆编印的原始档案，是1910年南部县医学改良会遵照命令，以医学改良会名义发给外科医生杨国德的行医凭证，证书中杨国德被考评为“中等”，体现了清末考核好医生的改良新风气。
四川省档案馆
成都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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