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童生”更难，要找工作也要先做份卷子
童生
古代科举制中的称谓。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系统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读书人为取得乡试资格，首先需参加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和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录取者称为生员（学生员的简称，通称秀才），算是具有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再通过学政主持的科试，就可以参加乡试。那些习举业而尚未考取秀才者，不论年龄大小均称童生，也称儒童。需要注明的是，童生并不完全等同于未考上秀才的学子。根据明朝史书记载，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之为童生。
清朝初期，成都城市变成废墟，最初的考试都放在阆中举行，后来成都重建，明代的王府变成了贡院。但要到这里考试，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清代的科举考试相当严密，未经“童试”者，是没有资格来这里考试的。而“童试”包括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了就是童生，才有资格考秀才，中了秀才，才有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
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童生系统的考试也不例外。如果把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按其所取得的功名划分阶层，处于这一金字塔最底层的童生在人数上应该是最多的。有考生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对联：“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说自己困于童生系统的考试长达42年，才终于考取生员；谁知正式科考居然出奇顺利，八月乡试，转年二月会试、四月殿试，一路过关斩将，荣宠无比，如登仙境。这种先难后易的奇遇终属罕见，更多士子寒窗苦读数十载，也没能把自己的名字标注在国家的生员册内。
资料显示，清代童生考中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毕业的年龄。“大学毕业”了，却没法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那就只有另找出路了。
在四川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中，有一件推举贤才的档案。光绪19年，南部县某乡一位名叫何正心的人，竭力向该县知县举荐一个名叫何升庸的童生。他在保举状上写道：“文童何升庸饱读诗书，才思敏捷，从不妄为。恳请县大老爷量才录用。”并保证：“倘有差失，概由本人担当”。
当时到南部县担任知县的张贤符，是进士出身，适逢该县衙门工房的书吏告老还乡，急需找一人替补。看了何正心言辞恳切的保状，张贤符便叫衙役通知何升庸到县衙当堂测试。他信手从书案上翻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从中摘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段，即命何升庸根据这段文字，阐述自己的见解。
张贤符本人就是一路这么考过来的，这种出题的方式其实也和科举考试差不多，只不过这一次何升庸答得好就能得到好工作。何升庸的答题被完整收入到档案之中，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这张百多年前完成的“特殊试卷”。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算是清代童生的“《论语》心得”。
张知县所引这段文字，是孔子的学生曾点在回答老师关于自己的志向时所说的一段话。子路的志向是管理一个拥有一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三年之后使人民昂扬振奋；冉求的志向是管理一个方圆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国，三年之内让百姓丰衣足食；公西华的志向是在祭祀神灵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做一个司仪；曾点的志向则是在暮春时节，穿上刚做的春装，陪同五六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六七个孩子，大家一起到沂水中尽情畅游，再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沐浴和煦的春风。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儿回家去。
何升庸在文章中对曾点的志向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退隐，这不是曾点的处世之道。曾点只不过想在暮春时节去经受一次心灵的陶冶，让自己与天地合一。
这次答卷，有没有为何升庸谋得一个好职位，档案上没有记载。单从答题字迹之公正、结构之工整可以看出，当时还不能称为秀才的何升庸这样的层级的读书人，在国文方面的功底确实深厚，拿到汉语大赛上，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望尘莫及。只是，这篇文章，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回答，看不出何升庸具体的政治主张、治县良策，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却又流于空谈。
但此时已是科举的尾声，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已在热烈讨论之中，历史上，再没有何升庸的任何消息，他和千百万有志通过科举求功名的人一样，以为这条路可以走下去，但却忘记了自己离时代大潮已经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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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南部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