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广安土著人（中）
土溪城坝遗址。（资料图片）
宕渠兵器。
□钟再原 文/图
广安土著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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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由于在征战中善使用木盾牌，人们称这些土著人为“板楯蛮”，后来成为族群称谓。在3000多年前，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别名賨人）就活跃在华夏的舞台上了。
●“板楯蛮”最早出现记载的姓氏为“彭”。商末，彭氏“板楯蛮”在武王伐纣中冲锋陷阵，威震天下。从周初开始，经过几百年后，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已完全从狩猎、捕鱼的生存方式逐渐转为了刀耕火种，同时族群的姓氏也分出了多支，逐渐形成了罗、朴、昝、鄂、庹、夕、龚等大姓。富裕的大姓族人集中而居，在两江流域沿岸修筑城池，广安区境内的賨城就是其中之一。
●战国时代，尽管战火纷飞，但由于分封国（今渠县渠江边的土溪镇城坝村）设立后，宗国国都逐渐形成为今川东北及重庆市部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给渠江流域居住的人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春秋战国时代，是两江流域土著人发展既快又好的阶段。
●秦灭巴、蜀国20多年后，“板楯蛮”在秦楚争夺战中浴血奋战，而获得秦国“年人均缴税40钱”的优待。由于当时税赋凭据用的是賨布，后来就称“板楯蛮”为賨人了。
●东汉末年起，社会动荡不安，两江流域的賨人开始大规模的迁徙，后来的“僚人入蜀”事件加剧了賨人的外迁。到隋唐时，渠江流域还延续有不少賨人后裔，但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賨人已不多见。到唐未，官方关于賨人的文字记载也消失了。但板楯蛮原有的七大姓直到今天仍散居于各地，与广大汉族人民不分轩轾。
在两江（嘉陵江和渠江）流域的远古时代，首先是部落和氏族的出现。部落氏族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群体中，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因此，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别名賨人），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逐渐聚居形成了自己的部落和氏族。“板楯蛮”最早出现记载的姓氏为“彭”。远古的氏是姓的分支，即氏从姓中衍生出来的。在夏、商、周时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原有的“氏”也纷纷向“姓”过渡，同时产生了许多“姓”。彭姓的“板楯蛮”最早见于历史记载是在殷武丁时，甲骨卜辞中出现的。这说明“板楯蛮”（賨人）大约在殷商时期就结成了部族联盟，形成被称之为“巴国”（即巴方）的部族雏形。还有学者推测，历史最早出现的“巴国”（即巴方）领地，南边为大巴山、米仓山麓今嘉陵江上游一带，当征服了早期两江流域的“板楯蛮”（賨人）部落后，使賨人成为强大的“巴师”主力部队。后来《山海经》、《左传》、《尚书》、《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等文献史籍都曾着墨述及过。可见，在3000多年前，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别名賨人）就活跃在华夏的舞台上了。
到商末，在今陕西省岐山一带强大起来的周氏部落，是隶属商朝的一个小国（即周方）。当周武王发动相邻的秦岭之南（主要是今四川、重庆及汉中、安康）等地部落共同伐纣时，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已强盛起来，因而以部族形式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主要有庸、蜀、羌、髳、卢、彭等生活在西南部的几个部族参战，史籍中的彭即“板楯蛮”。“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由于在征战中善使用木盾牌，人们称这些土著人为“板楯蛮”，后来成为族群称谓。从居住地看，“板楯蛮”所持的木盾又称“彭旁”或“彭排”。“牧野之战”中，西南部的几个参战部族立了战功，尤其是彭氏“板楯蛮”，在战争中冲锋陷阵，威震天下。这时的“板楯蛮”已逐渐形成了罗、朴、昝（zǎn）、鄂、庹（tuǒ）、夕、龚七支大姓，因而又称“七姓蛮”。
周王朝建立之后，陆续封了近100个诸侯国，其中周宗室姬姓子孙封了50多个，这就是我国诸侯同姓“封建”的由来。专家考证，姬姓“巴子国”建都在今陕南汉中、安康一带，两江流域的各部落隶属“巴子国”管辖，这就是《广安州志》所记载的广安古属梁州、雍州之地。但是，那时各部落氏族仍然是独立的。《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即先秦只有一个姬姓巴国，其余称巴国的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尤其是一些史料，把周初封的姬姓“巴子国”与春秋战国时，廪巴君曾经设国都于江州（今重庆市）的“巴子国”混淆起来了。再从史籍记载巴国所属各族群的排位看，“板楯蛮”（别名賨人）排名为第二位，足以说明历史上賨人这个族群的人口总量、居住境域，以及地位和作用等，都显得很重要。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廪巴君征服川东地区土著人（别名賨人）后，以廪巴君主导建立的巴国时代，賨人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周初开始，经过几百年后，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别名賨人），已完全从狩猎、捕鱼的生存方式逐渐转为了刀耕火种，同时族群的姓氏也分出了多支。到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崩溃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变化，在渠江流域，因宕渠山（今华蓥山）、邻山（今铜锣山）铁矿贮藏丰富，出现了大量坑冶（炼铁）业，这些地方是历史上巴、蜀炼铁最早之地。由于铁制兵器和铁农具及牛耕的出现，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使生产力得到质的飞跃，从而加速了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能力，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渠江流域土著人分离出来的一些大姓旺族出现，如罗、朴、昝、鄂、庹、夕、龚等。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也不断改变，富裕的大姓族人集中而居，在两江流域沿岸开始出现了修筑城池。最早是今渠县境内的賨城（发掘遗址在今渠县渠江边的土溪镇城坝村），是一支姓罗（一说卢）的旺族人而筑。随后，广安区境内的賨城（史料记载渠江县县治北十二里，具体方位不详）、阆中市的彭城（发掘遗址在嘉陵江边今阆中市彭城镇彭城坝村）出现。我们曾两次考察渠县賨城遗址，从遗迹遗物看，虽然是简易的土筑城池，但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后来在此设立賨国国都，以及后来设置郡、县等。
“板楯蛮”这个族群，在鼎盛时期，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渠江、嘉陵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西及整个川西地区。史料记载：“彭人迁巴郡朐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亦以彭称之。”有专家学者考证，今重庆市彭水得名，是因其彭姓“板楯蛮”的后裔群居而来，即这些姓彭的都是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后裔向东迁徙而去的。后来因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些地方没有融入华夏民族的大家庭，而成为少数民族，如土家族就是“板楯蛮”的后裔。当时以今渠县、南充、阆中为中心建立的賨城，后来成为賨国国都和宕渠郡、县的治地。仅宕渠郡、县管辖境地，北至今陕西省汉中市，辖今巴中市、达州市、广安市、南充市和重庆市部分等。由此可见，“板楯蛮”这一族群人口分布之广。
到了战国“七雄称霸”时，楚国占据今13个省、市的一些地区，有“南楚半天下之说”。这时与楚相邻的廪君巴遭到楚国的打压，其领地急剧缩小，秦巴山脉附近地区被楚攻占，楚军打到了秦国边界，川东一带也被楚攻占，这时的巴国国都可能被迫迁至今阆中市了。由于楚国位于七雄之首，凭借攻无不克之势，四处分封侯王，设王、相、将等。于是，楚国在渠江江畔罗姓人（一说卢）筑的城址，设立诸侯国，楚王遣芈（miē）姓宗室任统领。据考证，因当时封的是宗子国，所以，史料记载最先称宗国，该城也称宗城。“賨国”、“賨城”之名是后来演变而来的。
战国时代，尽管战火纷飞，但由于分封国（今渠县渠江边的土溪镇城坝村）设立后，宗国国都逐渐形成为今川东北及重庆市部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给渠江流域居住的人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到公元前314年，秦灭巴、蜀后，秦移民约50000多人，翻越秦巴山脉，沿两江流域上游入川定居，在今广安境内首次出现外来姓氏的移民，但原住民仍为主体。同时，一方面巴、蜀被秦灭时，在巴地没有发生战乱，起因是巴国请秦国出兵攻蜀，蜀亡后秦军顺势将毫无戒备的巴王掳持北去；另一方面秦国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灭巴、蜀是其大战略中的一步棋。所以，秦灭巴、蜀后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仍保留各部落族首长，“土流并治”，“板楯蛮”部落仍有“夷王”、“邑候”、“邑君”等称号。这时的巴境各部族，又泛称巴人。可见，春秋战国时代，是两江流域土著人发展既快又好的阶段。
到秦昭襄王时，两江流域的土著人“板楯蛮”（别名賨人），为何又称“白虎复夷”？“板楯蛮”很早就以射虎扬名天下，《后汉书·板楯蛮夷传》和《华阳国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在秦、蜀、巴、汉境内伤害千余人，秦王乃重募能射虎者。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到汉代，“仍专以射白虎为业”。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廪巴君”与“板楯蛮”（别名賨人）是两个毫不相同的土著人群，因前者崇尚虎，其图腾为“虎”，而后者确专杀虎患。
賨人、賨族、賨国之名是何时出现的？秦灭巴、蜀国20多年后，于公元前288年，秦国遣司马错带领秦军和巴、蜀郡各部族武装，在攻打楚国黔中郡（治今湖南省西部的黔阳县，后改洪江市）时，双方激战中，“板楯蛮”冲锋在前，秦军最终攻陷城池，凯旋而归。但不久楚国又收复失地，公元前276年，秦国再次遣白起带领秦军和巴、蜀郡各部族武装，复攻黔中郡，这次争夺战异常惨烈，双方死伤无数。“板楯蛮”在战场关键时刻，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最后秦军获胜。此战结束后论功行赏时，“板楯蛮”获得秦国重奖。《华阳国志》载：“‘板楯蛮’在争夺黔中郡的征战中，成为勇武之师，战后论功行赏，而获得年人均缴税40钱的优待，比别的民族少缴80钱。”因而“板楯蛮”这个族群深感自豪，其他族群也非常羡慕这一殊荣。由于当时税赋凭据用的是賨布，后来就称“板楯蛮”为賨人、賨族、賨国了。可见，秦国利用巴、蜀的富庶，賨人的勇悍，击溃了约占半个中国的楚国，进而扫平六国，实现一统天下之大业，结束了东周以来500多年纷争的天下大乱。
到楚汉之争时，刘邦被项羽赶到偏远的巴、蜀，汉中之地，使他意想不到汉中平原和川西平原，物产丰富，人丁兴旺。于是，安下心来休养生息，秣马厉兵。后来，他采纳賨人范目的建议，“募发賨民，要（约）与定秦”。遣賨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汉前锋，陷阵”，北定“三秦”，賨人帮助刘邦夺取天下再立大功。史料记载：“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人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下诏免除了賨人的罗、朴、昝、鄂、庹、夕、龚七姓的租赋，其余广大賨人每年比其他族人要少交三分之一。这场战争结束后，参战者虽然大都回到原住地，但因开始的战时需要，这时賨人的分布地域逐渐扩大，在秦岭以北出现了移居的賨人，并且族群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
到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魏、蜀、吴三国之争，今川东北成为战略要地。张飞率重兵驻防阆中长达7年之久，蜀国与北面的魏国和东部的吴国数次交战，都涉及川东北之地。刘备、诸葛亮、赵云等在今广安境内也留下了战时的足迹。由于战乱的影响和名存实亡的汉朝廷，两江流域的賨人沿袭了几百年的免赋、少税的优待不复存在了。尽管賨人多次顽强拼搏，但仍未争取恢复这些优越的待遇。众多原因，賨人开始向北、西、东几个方向大规模的迁徙。史料记载，这100多年的仗打下来，全国仅剩三分之一的人口了。
特别是到了成汉政权时代（祖籍宕渠县的李氏创建），发生的僚人入蜀事件，引发了一场大灾难。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年间）开始，居住在牂牁（音zāngkē，今贵州、广西、云南的一支南蛮族群，治地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约50万僚人，从川南蜂拥入蜀，遍布全川。但以两江流域的汇合处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为僚人聚集中心，因此，专门设置东宕渠僚郡（郡治今重庆市合川区），管制这些聚居的僚人。接着，僚人不断向两江流域上游迁徙，尤以渠江为甚，今广安境地首当其冲。僚人与賨人由发生偷、抢的摩擦，到大规模的械斗。因僚人从牂牁入蜀时还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性情十分野蛮和凶猛，大肆杀害原住民，后来放火烧毁了宕渠县城（即原古賨国国都），导致“城邑空虚，士庶流亡”。《太平寰宇》载：“李寿乱后，地为诸僚所侵，郡、县悉废。”
笔者在研究广安移民史时发现，大规范的僚人入蜀竟没有纳入川、渝移民史的记载。其原因是成汉政权刚刚建立时，因战乱使蜀地“十室九空”，尤以川西为甚。这时成汉李寿得知今云南境内的一支强大部落，正在追杀今贵州境内的僚人，并抢夺其地盘。于是，派人去征召强壮的僚人入蜀，主要目的是想用于充实军队和建设之需。那知先期入蜀的僚人惊羡巴、蜀之富饶，并把这一信息传回故地，随后，僚人不分老弱病残，携家带口涌入巴、蜀，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僚人与原著民矛盾加剧，成汉政权想堵住僚人入蜀和严加管制，但已无回天之力了，正如俗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可能因这些僚人入蜀时的背景、目的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等，故未载入移民史册。
僚人进入渠江流域后，迫使賨人有的外迁，有的在原地四处躲藏生存等。但僚人也是多灾多难，当桓温伐蜀推翻成汉政权后，得知僚人危害巴、蜀之地，于是，下令军队屠杀僚人，尤其是桓温部队途经川东返回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时，对聚居川东的僚人进行了血洗。所以，当时的渠江流域，人亡政息，一片萧条状态，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至南朝宋恢复设置宕渠县治地，不得不寄理（在外地居官治事）于安汉县（治今南充市高坪区）。始于汉初的賨人迁徙，经过魏晋十六国，其足迹遍布于今川西平原、陕西汉中盆地和关中平原、甘肃、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及华北平原。而原本是賨人老家的川东北渠江与嘉陵江流域，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賨人则不多见了，有的已与僚人融合。
到南朝梁，川东北的人口和经济渐渐得到恢复后，先后从宕渠县境地析置始安县（今广安区）、流江县（今渠县）、邻水县、邻山县（今大竹县）等。到隋统一全国后，因渠江流域原土著人后裔（賨人）仍然存在，还具有一定规模，于是，将始安县（今广安区）改名为賨城县（治地先在古賨城，后迁肖溪王家坪）。到唐武德元年（618），今渠县境内还析置了賨城县。这些情况说明，隋唐时，渠江流域还延续有不少賨人后裔，但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賨人已不多见。到唐末，官方关于賨人的文字记载也消失了。经专家考证，“板楯蛮原有的罗、朴、昝、鄂、庹、夕、龚七大姓，直到今天仍散居于各地，与广大汉族人民不分轩轾。”这支古老的土著人后裔，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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