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是高峰 也是断崖
编者按：世界文学领域资深专家、作家、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结合他多年教学、阅读、写作成果，精研译林版世界名著选目，创作了《译林世界名著讲义》。本书选取世界文学史中最具“宗师”地位的作家及其最具“原型”意义的作品，以幽默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巅峰之作，探究作家其人逸闻，解码作品风格精髓。
自古以来，“荷马史诗”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据传斯巴达在公元前 9 世纪就有朗诵史诗的活动，公元前 7 世纪到前 6 世纪的雅典，吟诵史诗是节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荷马史诗”有大量手稿在希腊各地传抄。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期，雅典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编辑和整理史诗。到公元前 5 世纪，古代希腊人利用陶器上的装饰画来描绘史诗的片段情节已极常见，足证史诗中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在久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如此规模的鸿篇巨制，已是令人称奇，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西方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学作品，已达到那样的高度，以至一举奠定了“史诗”的标准，且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伟大与否的某种参照。在西方，评价某人的作品而提及“荷马史诗”，那绝对是非同小可的赞誉。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定于一尊，希腊文明成为异教的东西，除了这段时间，“荷马史诗”一直受到膜拜。它是欣赏、模仿的对象，也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古希腊神话有许多都是通过“荷马史诗”得以流传下来的。历代西方作家从中寻找素材，就未断过，在现代还要添上影视作品，好莱坞大片《特洛伊》即标明本于“荷马史诗”。
另一方面，文学与时俱进，写法各有不同，到了现代，作家更不可能再到“荷马史诗”中去“偷招”，但是“荷马史诗”仍然有其感召力，因荷马展示的古希腊世界，有着“原型”的意义，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境映现其中，神话色彩使其具有更深广的概括力，可演绎出无数各种背景下的变体，所以后世的作家乐于做种种的改写，于是就有各种形式的“用典”，现代作家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即是经典的一例。
这里还须说说“史诗”。“史诗”（epic）一词，是由希腊文的“叙事”（epos）演变而来的，译成中文，意为“神托”，原系指古代人在祭祀时，代表神而念出来的祭诗。后经民间歌人口传，文人加工润色，形成一种规模宏伟的古代民间故事诗。史诗当然是一种文学体裁，既然“叙事”，似应归入“叙事诗”。单立一目，不仅是因为题材重大，所写都是本部落、本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英雄业绩，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绝对“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的书写判然有别；更因为“史诗”于一般的文类概念之外，还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史概念。它是人类童年阶段（初民社会，氏族公社解体时期）的产物，历史传说、英雄歌谣与神话故事混而为一，童年的想象，童年的思维，混沌初开，
元气淋漓。你可以说，其思维借想象展开，两者打成一片，叫作 “神话思维”。童年阶段过去，思维进入另一种模式，“史诗”也便消失了。所以“荷马史诗”实在是“自成一体”的，它一出现就是高峰，高峰过后，即成断崖。可谓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向来被尊为典范，但那已是“文人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民间气象，不可同日而语。文学批评中常见“史诗式的”一语，一般也仅是指批评对象的规模、气魄而言，与人类童年阶段“荷马史诗”那样的“原生态”创作相比，究为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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