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出豆瓣8.1分的《吉祥如意》 导演大鹏经历了什么
1月29日上映的电影《吉祥如意》，票房710万元（截至2月1日9时），这大概是大鹏迄今为止票房成绩最差的电影。但这又的确是大鹏好得出乎意料的一部电影，豆瓣评分目前还保持在8.1，在国产电影中属于绝对的高分电影。
事实上，这部影片去年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又走过北影、金鸡等电影节，许多看过的观众都早早把它列入自己的年度最佳片单之中。
截至2月1日9时，《吉祥如意》在豆瓣评分为8.1分
影片分为《吉祥》和《如意》两个章节，其中作为《吉祥》的短片还曾经拿下2018年金马奖的最佳短片。但就这么一部看起来仿佛是“艺术高峰”的作品，大鹏却说，自己宁愿没有拍过。因为这部过于真实的电影，太痛。它本来应该真的是一部如片名般“吉祥如意”的片子，是关于一大家子人过年的事。
《吉祥如意》海报
在成为导演之前，大鹏董成鹏是喜剧演员，是“屌丝男士”，或者脱口秀和网络访谈节目主持人。再往前，他也做过媒体记者、网站编辑。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很多年没机会回到老家过年，以前是报道春晚，成为艺人后要参与各种春晚。当了导演之后，大鹏终于有机会回老家吉林通化的乡下过个年，他想去拍拍他的姥姥。大鹏曾经在参加《奇遇人生》的节目录制时，因为留守儿童家里的情境触景生情，之后袒露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从小被姥姥带大。在最初的构想里，这部电影的片名就叫《姥姥》。他请了演员刘陆跟着他一起回乡扮演他自己，想表现当代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和一辈子坚守着一大家子的农村妇女的思想对撞。
“我在想，我姥姥她会怎么过年呢？新年的这一天，她会什么时候起床？会吃什么东西，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在最初的想象里，这些单纯的好奇心也许只关乎于一个离乡游子对故乡至亲的想念。
而当他真的带着一组人回到东北老家，姥姥却去世了。于是这场拍摄冥冥之中仿佛“天意”，也以某种残酷的“凑巧”成全了一部电影更戏剧性的样子。
一切都被打乱了，而摄影机没有停下。
因为一场意外，反而把一大家子人齐齐整整地聚集了起来。外婆有五个孩子，最疼爱的老三王吉祥，年轻的时候因为生病伤了脑子，妻离子散之后，一直跟着老母亲生活。老人离世后，王吉祥的赡养问题成了一家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王吉祥的女儿丽丽已经十年没回过家，让一个从小被带走、对父亲并没有太深感情，且在城市打拼中疲惫不堪的“打工人”，接上一个这样的老父亲在身边照料，几乎不可能。而王吉祥的兄弟姐妹各有各的生活和难处，这就成了这个年关极为戏剧性的矛盾点。这是《吉祥》部分讲述的故事。
短片《吉祥》海报
《如意》更接近纪录片，大鹏作为导演在影片中场打破的第四堵墙，镜头前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剧场，进行了一次社会的、家庭的，乃至电影性的实验。这是一家人的私事，又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母题。《吉祥如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电影，但也绝不是那种曲高和寡的文艺片，几乎每一个观众都能够带着强烈的参与感进入影片中的生活。
更早之前《吉祥如意》就已经确定是故事片+纪录片的形式，剧组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协议，确保不会泄露《吉祥如意》的相关信息。于是电影有一种极为独特的呈现方式，先被拍出来的一部分，成了另一部分的因由和结果。“《吉祥》和《如意》是电影的两个部分，《如意》的部分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它与《吉祥》有着亲密的联系。好像是《吉祥》提出问题，《如意》来解决问题、给出答案，最终成为完整统一的整体。”
可以想象姥姥的意外去世，给大鹏带来的是多大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创作者的他需要推翻原有的拍摄计划，而作为家庭成员的他要面临如此重要亲人的离世，于是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对大鹏来说，非常残酷。
影片耗费4年时间，终于完成剪辑，制片人陈祉希曾透露，大鹏在过去四年里面对素材剪辑时几次崩溃，所以即便影片进展缓慢她都不敢催，“大鹏把情感埋藏得很深，我知道他拍这部电影承受了多少。”
大鹏说，“过了这么久，电影终于面对观众上映了。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段个人经历的结束，生活总要向前走，新的事情要发生，后面的电影还是继续拍，我也不希望自己永远都沉浸在这几年反复面对这部电影的情绪当中。”
如果说拍《煎饼侠》成为做导演的契机，正赶上中国电影“鸡犬升天”，大量演员转导演的风口，《缝纫机乐队》则见证了大鹏更扎实的努力和对电影类型拓展的野心。《吉祥如意》从金马到如今上映的好口碑，也许是对大鹏作为导演功课一次更为专业的认可。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大鹏表示自己并非学院派出身，没有明确的艺术上的野心，更多的是一种忠于自己的记录，但他也说，“我希望可以走得慢一点，我希望我的每一次出手都会让大家感觉到不同，这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每一次观众看到你有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超出大家对于你既有的判断和期待。”
大鹏片场照
【对话】最有力量的内容都是真实流淌的
澎湃新闻：我还蛮好奇这样一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家人们对于要成为你电影中的一员是什么态度？
大鹏：他们的态度就是信任我、支持我，因为无论在外人看来给予我什么样的评价，家人们其实只把我当孩子看，他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电影的导演，或者一个名人。哪怕我不是拍电影的，我是做别的职业的，他们都希望我好，如果能帮到我的话，那就更好。
其实现场我不会跟他们讲表演，他们也确实没有在进行表演，一切都是很真实的发生。因为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表演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不那么自在。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这得是充分的信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如果是我去拍另外一家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来拍我这一家，都不是这样的效果。
澎湃新闻：现场作为导演和作为家人的两个自己会不会打架？
大鹏：在某些情景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确实是有这两个身份，但是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此时此刻”，我其实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家人。因为这个戏的拍摄它是不需要开始和停止的，也不需要我去指导演员们怎么说话和产生什么调度。所以对于我来讲，只要我在现场就行了。
你说的“打架”，只有在葬礼的时候，我可能出现过杂念。杂念并不是来自于我要去拍摄，而是当时身边还有三十几个剧组的工作人员，而我不希望让他们看到我的崩溃和脆弱，因为我不想那样。
片中唯一演员，刘陆饰演王庆丽
澎湃新闻：如果一开始就想好只是记录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带一个演员回去？而且刘陆扮演的是三舅的女儿，是否你提前预见了这个家族的矛盾冲突所在？大鹏：我找到刘陆的时候，的确没有意识到后面会有这么多事，只是单纯地想拍我姥过年，而且刘陆最开始是演我的。
我们电影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名字叫《姥姥》，我邀请她来扮演我，因为当时我想着是去拍一个文艺的剧情片，我想要表达的的是一个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和一个在大城市里北漂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她们都是女性。我想从两个女性在春节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里，看是不是能产生碰撞和思想火花。
结果我姥姥出现了意外，事情的走向整个就产生了变化。但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最有力量的内容都是真实流淌的内容，它不是我想要让事情走向哪个方向，或者想要刘陆去说些什么，那些都是我一开始把事情想简单了。所以我才会说，到最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家人而不是什么导演。我设计的人物关系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在现场决定转而去拍三舅（王吉祥），才想到说原来三舅是有一个女儿，已经很久没回去了。结果又发生了另一个巧合，是那一年，（三舅的女儿）丽丽居然回来了。
三舅与“丽丽”
澎湃新闻：我自己作为观众有个好奇，刘陆下跪磕头的那个动作是她自己的即兴吗？大鹏：我觉得那一部分的真相是，在拍摄之前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保持着沟通，面对一天的素材去交流分享各自的感受。因为恰好这次丽丽也回到了农村，所以我们三个人会一起聊。有一天我们就问丽丽，如果真的大家针对你爸这个事儿讨论起来了，你会怎么办呢？她说，“如果真那样的话，我就给他们磕一个，因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是发生在我们拍摄那场戏之前，甚至是之前很久，所以刘陆的反应应该是，她在现场调取了此前交流的一个记忆，并且进入角色作出了那样的反应。
真假丽丽同框
后期剪辑用了4年，电影上映时和一段经历告别澎湃新闻：看了片子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你说在北京和回到老家的大鹏，完全是两个人。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分裂感？
大鹏：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一部分组成是身边的人组成的，因为你的情绪会被他们所反射，你身边的爱人、同事、朋友，接触到的人都会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于是当像我这样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接触的人和人物关系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讨论和交流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自己关注的事情似乎都表现得特别不同。
全家合影
澎湃新闻：与这之前的电影相比，把这种非常私人的情感剖开来给观众看的感受，和拍一部喜剧或者励志电影给人看的体验会不一样吗？大鹏：作品不同，体验肯定不一样。这个作品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是我的一个新推出的电影，它也是我的一段生活的经历。
所以在过去4年当中，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磨后期，因为面对那些素材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挺残忍的。有些时候就不得不停下来，没有办法继续做，所以才拖了4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感受没有办法稀释，对于我来讲是越来越强。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终于要面对观众要上映了。我觉得它上映当然是电影面对观众的一个开始，但是对我来讲是一段经历的结束。这件事挺重要的，生活总要向前走，新的事情要发生，后面的电影还是继续拍，我也不希望自己永远都沉浸在几年面对这些内容的情绪当中。今年4月份我会开机新的电影，也许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澎湃新闻：这次很惊喜的另一个方面是，你在形式上做出探索和实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冲动？
大鹏：它确实是一开始就构思好的。构思的那个时候是在2016年，这可能源于我在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些工作习惯。我的工作经历最开始都是在网站上做编辑，可能十几年的互联网的工作经验，它训练了我某一种对于形式创新的好奇心，它也是我的创作冲动。
大家说我这次怎么不一样了，但对我来说，这次跟之前我的几个内容都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做《煎饼侠》的那会儿，我觉得中国观众其实没有在银幕上看到过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那种穿着紧身衣和斗篷的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是我想做的。《缝纫机乐队》的时候，也是想着观众们没有在大银幕上看到过演员们真实地弹奏乐器，组建成为一个乐队，去真实还原一个演奏现场的样子。我之前在很多电影里看人弹吉他，因为我自己会弹，所以我一看都是假的，那种音乐现场的还原，在国产电影里是非常少见的。
到了《吉祥如意》。在最一开始我在构思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在形式上有一个创新，让大家没有看过类似的电影，没有什么可以比较和参考的对象，这是我自己开始的出发点。
大鹏片场照
澎湃新闻：《吉祥如意》可能是你到现在为止最小成本，但最贴近个人表达的电影，它也让你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口碑的认可。作者化表达会是你之后更感兴趣的方向吗？大鹏：我其实并不是传统的电影学院培养和成长的导演，所以对于我来讲，虽然我是在拍电影，但是我每一部电影从创作开始，可能就与其他同行们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理解的《吉祥如意》，它只是这段时间我想去表达的一个内容，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或者想太多，未来可能随着自己人生还会有变化，因为你会经历不同的事情影响你，我可能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变得不一样。
我不太会觉得这个作品会影响我后面的创作，因为一部作品它代表不了什么，也代表不了我，我觉得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它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往回看的人，做得好或者不好，或者这个片子获了奖，或者口碑是怎么样的，那都是属于作品自身的命运了。反正我就要向前看，要去做下一个我感兴趣的事儿。
很多人看完电影给父母打电话，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
澎湃新闻：大家之前了解大鹏北漂很努力的奋斗史，再之前大鹏在老家生活的状态，在你的记忆里是什么样的？觉得那段生活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大鹏：我印象里更多的时间是音乐陪伴着我，因为我父母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下岗了。后来两个人经营着一个饭店，大部分的时候晚上都不在家。那个时候状态基本上是一个人，我喜欢音乐、弹吉他、写歌，每天晚上就弹着琴唱着歌，自己跟自己玩。虽然是有点孤独，但我也能理解我的父母，不然的话我们家也没有收入的来源就成问题了。
跟自己的家族这些亲戚情感上是亲的，但是实际情况很现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待在一起。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成年人来讲，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与亲人们的相处方式肯定都会产生影响，虽然没有办法很精准地摘出来性格里面哪个侧面是受了什么影响，它应该是个潜移默化的，又没有办法具体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
澎湃新闻：电影里还有一个很触动人的点，是说家里最年长的老人走了之后，可能一个家族就很难再聚齐了。老人走了之后，你觉得自己和那个故乡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大鹏：他们兄弟姐妹们几个，偶尔会聚在一起，但是聚那么齐确实是再也没有了。我自己的情况其实不够具有代表性。因为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后期，这个过程令我常常会面对故乡和我的亲人们，这反而让我变得离故乡和家庭更近了。我姥走了以后，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也比以前更高频率地去看他们。但更多的孩子，真的是有可能就是家里面的长者去世了之后，会和自己家更疏远。
澎湃新闻：电影里王吉祥的生活何去何从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现实生活里后来怎么样了？
大鹏：他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拍完了这个内容之后，我也提出来他后面的生活费用都由我来出， 给他找一个专业的机构照顾他。我在通化附近找了很多的疗养院，拍了照片，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价格，然后去跟家人们去沟通，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同意把三舅送过去。他们可以为了三舅的未来，去激烈地讨论，但是当真的有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让三舅离开家人去由别人照顾。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家人。
三舅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文武香贵”4个人，每个人都去照顾他三个月，这样的话一年就正好一轮。澎湃新闻：大家印象里过年、贺岁，总是应该喜气洋洋的，选择在过年的时候上映这样一部很“年味儿”又挺伤心的电影，觉得对观众是一种挑战吗？
大鹏：通过电影的点映，以及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金鸡奖的展映，已经有了很多面对观众交流的机会。大家基本上都是电影看完了之后走出电影院，马上给自己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它会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和家人们的关系，会让我们去反思是不是有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本来是想说，还来得及的时候常回家看一看，但今年的疫情的情况，可能有很多人只能原地过年，不会跟自己的父母守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更让我们意识到和亲人相处的时光是多么珍贵。一开始并没有从商业上去考量它，但现在来看，反而这个时候上映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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