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三岛由纪夫 ◎[美]约翰·内森
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选择用狂热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了断堪称是最日本式的。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此时离他四十六岁生日差两个月。他写了四十本小说，十八个剧本（全都被隆重搬上过舞台），二十本短篇小说集以及相同数量的文学评论集。他是导演、演员、技艺精湛的剑客、肌肉健美的运动能手；他驾驶过F-102战斗机、指挥过交响乐团；他七次环球旅行、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此外，他是国际名人，众所周知，他热爱生活，好像总是能充分享受卓越才能和超群意志给他带来的回报。在施行整整准备了一年之久的自杀的前几天，他对母亲透露说他生平所做的事情没一件是他真正想做的。
尽管日本有悠久的剖腹自杀传统，但是日本人并不见得能比我们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三岛为什么这样做：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日本人还是西方人，都感觉有必要提出一个理由，这正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他把钢刀扎进自己腹侧时是怎么想的。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听他谈日本古典作品，或奥斯卡·王尔德，或中国色谱对红色的十二种细微分别。我同他一起去新开张的饭店，为的是看两个人能吃掉多少钱；我们去看战争影片，他对战争片情有独钟。偶尔，我们一起在他的健身房举重。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唯一的外国人。那些晚间聚会，宾客济济一堂，年轻作者，拳击手，电影明星，所有人都被他展现的巨大活力所感染。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岛的能量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确实是一个具有无穷能量的人，散发的是有形的能量，他的才华，他的睿智，甚至他的顽皮。那种假装的顽皮让人信以为真、忍俊不禁。从他的角度看，三岛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首先是因为我擅长翻译，而他求诺贝尔奖心切。此外还因为我的体能训练不亚于他。总之，我可能是他遇到的唯一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我于1966年4月离开日本。在回纽约的路上，我为《生活》写了一篇辛辣的文章，把阅读三岛的一篇小说的体验比喻为“参观世界上最华丽的画框展览”。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通信来往，但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他非常恼火。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因为前述的原因，我估计在搜集他的生活资料时，不会得到家属的帮助。1971年秋天，我抵达日本，准备作为局外人来进行搜集工作。到日本不久，有一天回家，发现三岛的遗孀三岛瑶子来过电话。我既兴奋又害怕。一个与你年龄相仿、曾经在一起谈笑无间的女人，现在她丈夫剖腹自杀了，你能对她说什么呢？我烦恼了一天，然后提起电话。女佣一下就把我的名字弄清楚了，三岛的女佣都有这个本领。她让我等一等，随手接上音乐盒，传来我多年前听过的旋律。突然音乐停止，瑶子在跟我打招呼并问我可好。比我想象的轻松多了：她没有留任何空隙让我嘟哝哀悼的话。她说有一件正事要同我讨论，问我接下来的几天有没有空。我自然有空。她又问我有没有领带，或者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修边幅。我说我已买了领带。于是我打上领带，在晚上八点到赤坂的石榴餐馆与她见面。她善意的揶揄、她用词的精当，甚至对餐馆的选择都与三岛惊人地相似。后来我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瑶子学得完全像她丈夫的风度。
见面那天，我提前到餐馆，瑶子八点整到达。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缀着金属小圆片的短上装，头发烫得一丝不乱。我记忆中的喜悦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神态严峻，简直像个男人。她领路到一个预订的包间，点了晚餐（我忘了吃的是什么）并为我要了威士忌和水。又一次无需吊唁的言辞：瑶子平静地使用“这件事情”和“三岛的死”。她谈及正在做的事情，说到独力整理文学遗稿的困难程度，没有一点点的自怜。接着她谈起正事，就是翻译三岛死前刚刚完成的四部曲。我以前同他们交往时的印象是瑶子甚至不读三岛的任何作品——他也确实没有鼓励她去读——但是现在显然她了解每一本书。我们谈到半夜，然后她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冒昧说出她无疑已经知道的事情，即我希望出一本传记，她表示会配合。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六次访问瑶子。她通常在下午三点左右接待我，那时她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女佣把我引进一楼的客厅，瑶子进来给我和自己各倒一杯白兰地。首先我递上一份书单，是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三岛的书，她就到二楼书房后面的“书堆”找来给我。接着我请她提供新的采访对象，她就把名字加在我的名单里。她对这些人不评头论足，只是说这个人可以谈空手道、那个人可以谈歌舞伎。不过之后她会和这些人一一联系，要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没有这样的关照，我的采访将止步不前（就像其他几位作者），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排外心态也超乎想象。很多人，包括我从未向瑶子提过的一大批人，告诉我他们是经瑶子点头同意才接受我采访的。关于她自己和三岛的生活，她只字不提。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讨论应该采访的人，我顺便尽量随意地说希望也听听“瑶子的故事”，她直直地盯着我，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笑容，说：“瑶子没有故事。”
几乎所有人都不愿公开说起他。有几个人只是不愿意透露他生活中的诸多秘闻，但是很多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谨慎态度出自抱怨。三岛有个非常大的本领，就是使人觉得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然而他为自杀准备了一年，却没一个人有丝毫察觉。他死后，每个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对他缺乏了解，并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他们所了解的三岛只限于他有意袒露的局部。大多数较真的人隐约感觉被利用了，甚至被骗了，当然就对自己的记忆感到不踏实而不愿意谈。
不过，画面毕竟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比三岛所能原谅的更丰满。事实上，如果我有所不恭的话，我会把写作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三岛愤怒的阻挠。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读到圣伯夫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面对三岛，可以借用来对他说。“当你研究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圣伯夫写道，“你必须敢于发现并正视他的一切，至少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
《三岛由纪夫传》，[美]约翰·内森/著,常永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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