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探案》：侦探与罪案故事里的“蛇蝎美人”
我们能在《唐人街探案》剧中看到许多此类题材的经典身影，无论是林默这一侦探形象，既具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达希尔·哈米特和其后劳伦斯·布洛克等人所谓的美国颓废派推理小说中侦探的形象特征，同时还具有借鉴了由BBC改造过的福尔摩斯的影子；而在整部剧的氛围中，在“曼谷霓虹与喧闹”之间的唐人街上，鱼龙混杂之中同样具有传统西方黑色罪案电影的气氛，游走在其中的林默作为清道夫/侦探好似这座现代城市中的漫游者般，既在其中又在其外，从而才能为其身份/工作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除此之外，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另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和人物模式，即出现在前两个单元（《曼陀罗之舞》和《玫瑰之名》）中的女性形象，或说是凶手。
两个单元中的女性凶手其实都具有十分典型的相似性：美丽甚至性感、无辜且楚楚动人、作为可怕事故的受害者参与警察/侦探的调查，甚至在此过程中会吸引后者爱上他们，但最终却发现她们就是凶案的计划者和凶手。这些女性形象在西方历史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即femme fatale，蛇蝎美人，美丽且致命的女人。
当我们回顾现代侦探、罪案故事和影视作品时，便会发现这类女人的身影层出不穷，成为此类故事中最经典的形象。但当我们更进一步去质问她们是谁？她们是如何成为蛇蝎美人？以及蛇蝎美人到底是什么时，我们或许会透过这张美艳面孔看到背后更为复杂的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在构建这一形象中所深藏的主流男性意识和欲望。
似乎无论在东西方文化中，“漂亮女人”在被赞美或关注的时候，其中又总会或隐或现地带着一些对其的焦虑和不安，好像美丽本身就是危险的。在传统中国，“红颜祸水”看似能够追溯到上古三代（如商朝的妲己，周代的褒姒等），但对其的评价其实同样是经过一系列正统（男性）意识形态的再选择和判断之后才完成的。儒家对于女性的“红颜”似乎有着某种天生的警惕，认为她们一旦身在君王侧，就必然会导致君王耽于淫乐而荒废朝政。所以在其后建构儒家“妇德”（德言容功）时，“容”并不是指外表的美丽，而是指通过外在容颜体现内在的品格。因此郑玄注此句时才说：“妇德，贞顺也……妇容，婉娩也”。由此为一个符合妇德的女性框定了范围和应有的形象。
那么对于那些不守妇道，并且以美艳取人的女人呢？古人对此的批评不绝如缕，尤其当这样的女性还处在位高权重者——如皇帝——身边时。一旦帝王政务松懈，耽于后宫，传统士人则必然将矛头集中对准被宠信的女人，指责她们迷蒙君主或误国，是红颜祸水。在这里，士人往往因不敢直接批评指责帝王而转移批评对象，从而导致被宠幸的女性成为替罪羊，最终往往作为男性利益和权力冲突中的受害者。有时人们也会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大多数此类女性都无声无息，只有少数女性最终获得一定的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她们在后世的评价也会由此变得更加不堪。除此之外，流传在志怪聊斋中的女性形象，则大都脱离传统妇德范围，因是各种精怪妖兽，所以更加具有蛇蝎美人的特征。但也仅仅在此，她的主要来源依旧在西方。
当下我们或许很难去追溯西方第一个典型的蛇蝎美人形象是谁，但是我们却能在零散的史料中发现那些已经具有此类特征的女性，如《圣经》中以色列希律王的女儿莎乐美，帮着母亲杀死了施洗者约翰；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这些女性在关于她们的故事中往往并非沉默不语的，而总是积极主动地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个目的和野心利用自己的美貌和精明指示他人去完成。这或许是蛇蝎美人一个重要特征，即她们自己往往并不会亲自动手，而更像是塞壬歌声，操纵着别人去替自己办事。《唐人街探案》中《曼陀罗之舞》中的阿温和《玫瑰之名》中的Ivy不正是如此吗？
笑脸背后的Ivy
在1957年美国导演比利·怀尔德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控方证人》中，由马琳·黛德丽扮演的嫌疑人妻子以冷漠和淡定的模样引起辩护律师怀疑案件中另有隐情，因此使得整个案件出现转折，但到了最后一刻律师才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这个美丽的妻子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在整个过程中，妻子只是表演和说谎，或是说有限的真话，最终就顺利地让一众男人落入其陷阱。在《玫瑰之名》中，Ivy对林默说“女人不愧是天生的侦探”，林默立刻接着说“也是天生的撒谎精”。正是因为女人撒谎，而且男人们又看不清这些谎言，才导致他们始终难以分清在女人那里的真与假，善与恶，最终或是落入陷阱，或是独自哀愁，或是怨恨咒骂。
但归根到底，问题其实并不真的在这些女人身上，恰恰相反，最终让这些自诩为智慧、聪明且理性的男人落入陷阱的正是他们自己挖的坑。在《玫瑰的名字》中，Ivy给林默讲了“笑脸”（我们后来知道，其实这就是Ivy的设计）是怎样安排她和遇害的丈夫见面时说，“笑脸”对男人十分了解，只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女人的拯救者，其实他们就已经被这个女人收下了。在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中，他分析了男性对女性的爱，指出前者的爱本身其实只不过是自我欲望的投射，而伴随着这些欲望男性会创造出一个符合自己所渴望的女性形象，通过爱这个形象来实现自我的欲望。因此，魏宁格指出，男性对于女性的爱其实无异于谋杀。他们抹杀了真实的女性，而通过各种权力和压迫把她们塑造成自己所渴望的女性。
因此齐泽克才说“被爱者的处境是危险的”。在《曼陀罗之舞》中，阿水的丈夫秦俊觉得自己在酒吧“偶遇”的阿温身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模样；在《玫瑰之名》中，无论是“笑脸”还是林默，他们都以为自己在Ivy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深爱的东西，但最终才发现那不过是他们自我的一厢情愿的欲望投射而已。在这些侦探罪案故事中，我们会发现，那些男性几乎总是不由分说地就充当爱者，去爱那些身份不明的女性，而这一行为不也正是魏宁格所说的“谋杀”吗？
虽然阿温和Ivy或许也可以放在中国传统的“红颜祸水”谱系中，但相比于传统那些女人，她们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声音，并且这些表达往往是通过精心设计和诡谲的凶案设计，以及在与警察/侦探的周旋中体现出来的。然而她们的这些计谋也往往只有到了案件水落石出之后才会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她们则始终处于被保护的状况。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重要的破绽，即以后见之明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处于被保护”状况其实并非她们被动地置于此地，而是她们自己主动选择的位置。在《玫瑰之名》中，Ivy被牙套妹杀手绑架威胁林默，后者绝对不会想到这其实也是Ivy自己计划中的一部分。
牙套妹绑架Ivy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侦探罪案故事中的蛇蝎美人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传统中两性的角逐以及主流男权意识形态在其中企图彻底抹平或是静音那些无法被理解的他性的失败。作为生存在一个“男性故事”（侦探、罪案和黑色等）的女性，她们的处境其实正是现实和历史生活中状况的某种精炼或是极端的展现。首先她们往往是为了服务于男性主人公的欲望而出现，无论是西方典型的金发碧眼、身材妖娆，还是在刁亦男《白日焰火》或《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无辜清纯的女性。
因此，男性几乎天然地觉得她们是需要被自己保护和爱着的，但这两种行为本身便具有强烈的压迫性。因此，当一个女人要在这其中生活时，她必然要学会玩这场游戏，了解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和生活。于是无论是阿温还是Ivy，她们首先发现的便是男性的自大带来的狂妄缺点，并且她们甚至发现这样的缺点不仅仅只存在于普通男人身上，就连那些作为主角的警察和侦探也都无一例外。于是她们踩着整个男权结构和意识形态中的漏洞，通过男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这便是男人们无法忍受的状况，因此当他们回过神便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权把此类女性命名为“蛇蝎美人”，而由此一方面掩盖了这些女性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整个男权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所存在的压迫性。最终人们只知道美丽的女人很危险这一未经反思的判断。
在《曼陀罗之舞》中，阿温反复质问林默为什么总是盯着自己不放？并且阿温也敏锐地意识到林默“如此不信任女人，一定是被女人伤害过”。林默或许是从阿温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爱上的蛇蝎美人Ivy，所以他几乎偏执狂似的盯着阿温。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曼陀罗之舞》整个故事几乎存在着一种下意识地偏执——林默的偏执，目的似乎也就是为了报他在Ivy那里的受挫。
阿温和林默
和福尔摩斯故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战胜福尔摩斯的唯一一个女人艾琳·艾德勒的故事中，我们发现她给福尔摩斯留下了几乎是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一印记不仅仅只关涉福尔摩斯作为侦探的事业，重要的还有他作为一个男人在面对女人的失败时的隐秘心理。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发现存在于他们之间那股奇怪的张力，似乎既是对手，又是心心相惜的恋人。
而在这一讲究理性逻辑推理和科学分析的破案故事中，“女性”或许一开始就是最大的bug。在西方关于两性的意识形态中，女性总是被塑造成一种感性的、情绪化和柔弱的形象，理性属于男性。因此在需要环环相扣的缜密推理中，一旦涉及感性（女性）也就往往会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导致案件面临不可解的状况。而当这些侦探罪案故事把女性设计成凶手和背后的操纵者时，侦探的破案也就往往意味着理性逻辑始终能战胜感性所造成的混乱和失序，重新恢复被破坏的秩序。但在这过程中，林默这些男性侦探其实依旧未能真正明白甚至去尝试了解那些蛇蝎美人，并且这些案件和事件本身也似乎未能让他们反求诸己，发现表面之下隐藏的关于自我的心魔。
当研究了人类一辈子潜意识和精神的弗洛伊德在晚年著文问“女人到底想要什么”时，这一疑惑其实是整个男权结构和意识形态中最无解却又令人不安的存在。一方面，它是整个结构的奠基，另一方面伴随着昔日被压制物的归来，原本看似密不透风和逻辑连贯的世界便出现了裂痕。在侦探罪案故事中，那些聪明的侦探们都尝试着去破解那个黑暗之谜，但他们最终发现当他们凝视这一黑暗时，却一无所见，或更准确地说是用他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根本无法破解这些蛇蝎美人们的秘密。
在《曼陀罗之舞》前，编剧摘录了《法华经》中一句话“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指涉蛇蝎美人阿温，或许也可以反过来看作某种隐喻，即在传统强势的男权结构的侵蚀下所造成的对于女性和其他性少数群体的诸多恶业与压迫，不正是来源于性别霸权者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得无厌所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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