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峥：纠结而不敢冒险的文明人 下了一步险棋
原创 刘楚楚 GQ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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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于大年初一登录抖音、今日头条等在线平台，并免费播放。片刻疑惑后，人们奔相转发，在这个大门紧闭的年，总算多一件欢快的事情可做。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春节档电影选择网络首播，徐峥放弃的是巨大的，收获的亦颇丰。前几日，徐峥刚因宣布电影提档招致一片骂声，而到这一天，舆论迅速转向，公示一出，影片出品方欢喜传媒股价直线拉升，收盘大涨43.07%。许多人觉得《囧妈》迈出了模式创新的一步，但也有人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一些电影行业从业者联名抗议，称这一行为破坏了行业基本规则。
一切都是在四天内发生的。在疫情急速蔓延之下，这部电影接连经历了从提档到撤档再到进入线上的过程。这股飓风波及整个电影业，23日，《囧妈》等7部影片相继撤档。此前，还有人一度预测，今年春节档的大盘有望冲击100亿。
《好莱坞报道》于昨日清晨采访了欢喜传媒，该报认为，电影之所以能在最后时刻决定在网络上映，是因为欢喜拥有《囧妈》的全部股份。对于电影市场上其他大部分的，由许多投资方共同出资的电影来说，做这么大的决定可能更困难。徐峥本人就是欢喜的大股东和合伙人。这就意味着，徐峥做决定，不需要去说服太多人。
《囧妈》上映前，《智族GQ》采访了徐峥。当时的徐峥是焦灼的，《泰囧》、《港囧》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按常理出牌的“野路子”横行，往往杀出重围，而徐峥的电影却总是相对“安全”。
当时我们很好奇，徐峥是否能走出安全区？现在看来，或许，他性格中的锋利感，长在另一些地方。
关于此次变动，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峥方面。徐峥团队表示，恰逢假期，导演一样也在陪家人过春节。关于电影的最新动态，他将通过微博回应。
最小的道德争议，最大的公约数
去年11月，在一场名为“中国电影的“新商业大片”时代”的产业论坛上，徐峥、陈思诚、陈可辛与张一白站在一起合了张影。这几个人站在一起，就是2020年春节档。而人们在他们身后所看到的不止是3部电影，还有以个人强势品牌所主导的电影产业化竞争格局。
陈可辛的《中国女排》写时代与个体命运，徐峥的《囧妈》写中国式家庭关系，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3》写侦探故事。春节档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也意味着一场高风险赌局。
上映前两个月，宣发的硬仗已经打响了。论坛上，张一白低头掏出一张纸，念起微博电影统计的数据：截至11月19日，《中国女排》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15亿；《唐人街探案3》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5.7亿；《囧妈》相关话题阅读量超6亿。
聊着聊着，陈可辛满腹心事，想早点儿回去，说片子剪出来太长，有两个半小时，“所有的发行都说春节档不可能两个半小时”。他问大家片长多少，徐峥大大方方，“我两个小时之内。”
此前，徐峥狠心拿掉一条重要的副线。片子粗剪之后，徐峥找了许多朋友来看片，一些中年女性观众对片中母亲的一条初恋剧情线表示了异议，从一种传统价值观的角度看，她们不太能接受妈妈曾经和其他人有过感情。本来就要往下缩减片长，也出于对影片叙事节奏的考虑，团队很快就把那条线拿掉了。
像这样的观众测试是必要的，《囧妈》的编剧何可可谈道，“在当今市场上，观众对三观正确这个事情要求得特别地严格，对于一个商业片来说，如果出现了价值观上的瑕疵，对片子的票房会是致命的一个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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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前，徐峥在《港囧》里曾试探过道德议题。电影的男主角在出轨的边缘徘徊，情爱关系的外壳之下，是对人内在精神诉求的探讨。这一步惹来的争议不小。《港囧》上映一个月后，徐峥在一场答谢会上称自己读了从电影上映第一天起几乎所有的评论，他觉得那些最早的负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观影者对他电影的判断，也影响了最后的票房。
采访中，我们提到《港囧》，他立刻说，电影在技巧上确实存在问题，比如包贝尔饰演的小舅子角色其实有点儿多余，但故事本身发心是可以的，疏忽在于事后舆论引导没有做好，“大家都被所谓的口碑坍塌给带跑了。”
口碑越来越重要。早先，影片的女性角色塑造也是徐峥作品中备受争议的一点。这一次做《囧妈》，从剧本创作到内部观众测试，徐峥收集了大量的意见，以进行及时的自我修正。12月中旬，编剧何可可带太太去看了片子的内部试映，结束时走得早没交流，几天后，徐峥的微信追过来，“你老婆看了之后咋说？”何可可告诉他，“我太太觉得挺好的，但她本身也是编剧，她的意见可能不太典型。” 他安慰徐峥，“你不用担心（片子里的）女性立场，反正我是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何可可用“找寻最大公约数”来形容他们这样的工作。“在过去的项目的剧本过程中，我们未必会做那么多的意见调研，但是这个项目不一样，我们希望把这个最大公约数放到最大，要尽可能地让这个母亲的形象，变成当代中国所有的母亲的形象的一个集中。”
不过，很多人看来，目前《囧妈》已经稳了，因为项目已经赚到钱了。11月，横店影业为电影《囧妈》送上一份保底发行协议，保底票房为24亿元。但对徐峥来说，焦虑感并没有比之前减轻，这些年，观众成长迅速，对每一部电影投诸越来越苛刻的目光，同时，观众对喜剧已经形成了某种强类型的期待，今天的他们，会不会为这样一个亲情故事买单？
但至少，不管未来票房如何，目前公司已经转嫁掉了一定的票房风险。这24亿，依托的是资本市场对徐峥电影IP的强信任。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以“历史性的时刻”这个词，回味中小成本电影《泰囧》以12亿的成绩在2012年创下票房纪录的时刻。《新闻联播》将其作为一种现象级事件播出，有学校将该项目做成课堂上的案例分析。人们仿佛看到了土地下的金矿，伸手一摸，谁也不知道底下还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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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3年后，《捉妖记》以翻倍的票房，24.21亿，超越了《泰囧》，成为新的中国电影票房总冠军。再隔一年，周星驰的《美人鱼》，将这个纪录提升到33.8亿，又一年过去，《战狼2》刷出了56.8亿的数字。
《泰囧》之后，人们充满了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想象。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资本涌入。徐峥曾谈到，在这种环境下，“再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了，如果你手里捏了一个剧本，应该就能找到钱，如果你手里捏了一个好剧本，你就要评估，我到底用谁的钱呢？”
在资本的推动下，五花八门的电影类型涌入，一些过去从未流行过的电影门类爆冷冲上20亿。人们不断建立着判断，而新建的判断又被新的东西推倒。
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市场，亦伴随着巨大的信任危机。人们抱怨烂片当道，2017年，在中国电影总票房排行榜上，排名前十的作品，仅有两部豆瓣评分超过了7分。
这种狂热的焰火同样也在烘烤着徐峥。市面上哪部电影最近票房高了，哪种新题材火了，徐峥就心痒难耐，跟团队开玩笑说，我也要拍一个。谈起徐峥对市场观测的热衷，何可可说，“他非常关注，我怀疑他每天都在看猫眼专业版，盯各种电影的票房。”
一些新的关于票房爆款的规律在展现。纵观内地电影票房总榜前五，在影评人梅雪风看来，那些数据透露了目前市场上一个重大的精神转向，对比当年周星驰电影的流行与如今以吴京为代表的一类电影的流行，过去周星驰电影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草根的、自卑的、自我边缘化的心态，正在被另外一种骄傲的、身处中心的得意替代。这是一种重大的民族心态的变化。
这些年，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紧随徐峥的“囧”系喜剧其后，一出手就是14亿，居当年票房第三，随后，票房成绩不断拔高，逐渐超越了徐峥。影评人梅雪风谈到这两类喜剧的差异，“徐峥的喜剧，主要讲述的是一些人在生活富足之后感受到的生活的困扰，以及如何走向和解。而开心麻花类喜剧更多的是草根阶层以幻想中金钱对人性的损害，来弥补、发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这两者皆反映了当下的中国观众的某种集体心态，一种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错位，要么是经济上中产了，但心态上仍然屌丝，要么是经济上还屌丝，但心态已然中产。这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徐峥的中产趣味，更精微，可能没有后者更普世。”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徐峥不拍电影的这几年。
《港囧》之后，还能离经叛道吗？
我们的采访一半时间在化妆中进行，背过身时，徐峥更放松，“当这个关系完全是在控制你的时候，你的心是收紧的，”说到这里，化妆师正将一张补水面膜贴在他的脸上，顺着脸部肌肉，往上拉紧，“那时候你的空间很小，你想摆脱都摆脱不了。而当你放手了后呢，天地变宽广，这个就跟人生命运是一样的。”
《港囧》之后的一两年，徐峥绷在一张网里。他做了大量的剧本开发，一年同时在写好几个，迟迟定不下来下一部应该拍什么。“当时我就是在想，（还）怎么样做票房更高的电影呢？”票房高，在当时市场环境里，就意味着被读懂与被接受。
市场变化太复杂。徐峥本想做一个奇幻题材的、“突破很大”的项目，但看到同类题材在票房上反响不佳，他很犹豫。“总会看到市场上有一些同样的类型莫名其妙地就失败，我就老想再观察一下。”
公司的编剧布鲁鲁夫说，那一两年是她见过徐峥压力最大的时候。在讨论会上，徐峥总是自己反驳自己。一有想法就很快否定掉，再提出一个新的，再继续否。人们都说，徐峥起点太高。拍出过16亿的电影，下次拍个8亿、5亿的，那算什么？
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徐峥跟布鲁鲁夫说，“我拍了这么多年的戏，突然意识到，其实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
最终，徐峥定下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母子故事脚本，觉得舒坦多了。
2018年4月，编剧们跑到昆明一个度假村去闭关写剧本，本来是为了细化一个先前定下来的，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的“囧”系故事，第一天，徐峥顺口讲起了自己和妈妈的一次旅行，一说起就停不下嘴。何可可第二天姗姗来迟，发现这部接下来要拍的电影已经定好了，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个关于“要拍什么”的决定做了3年，最终定下来就花了一天。5天的闭关结束，一个将近一万字的故事大纲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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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峥的微博头像6年没有换过。几根白色的棍子搭起来，组成一个“囧”。 尽管囧这个字所附带的意义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它包含着对一种爆米花式喜剧的固定预期。
从《泰囧》到《港囧》到《囧妈》，徐峥几度想过丢掉囧这个字。徐峥对何可可抱怨，自己被“囧”束缚了，“如果不拍“囧”，或者风格调性跟“囧”不一样，观众就会不接受。”
在许多场合，徐峥都曾承认，相比其他的作品，观众可能更喜欢《泰囧》这样直接的喜剧。但他最后发现，他还是只能去写自己心里的东西。“只有将我要表达的，和我平时思考的这个问题贴合在一起，一下子，我就有个把手了。”他说。
《囧妈》原本的名字里没有“囧”，但最后，他还是改成了《囧妈》。做一个很创作者本心的故事，又注入一些经典喜剧的元素，在表达欲与观众感受之间做个平衡。“总是说对“囧”这个字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但是当我问所有的人说，我可不可以不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囧”是最合适的。”徐峥说。
何可可有时劝徐峥不妨再大胆一点儿，因为在他看来，徐峥在艺术上想表达的东西，远远超过一部喜剧片的范畴。
在一些访谈中，徐峥透露，最终是喜剧选择了他，不是他选择了喜剧。他太知道跟观众在一起的好处。但问题就在于，一旦开始享受现状，下一步就会迈得更艰难。在何可可看来，这些年里，公司不是没有开发过很有潜质的类型不一样的好剧本，只是徐峥不敢试。有那么一次，徐峥对何可可坦白，自己有一点儿不敢冒险。“每当想往前多走一步，想稍微离经叛道一点儿时，他就会想，观众一定是不接受的。”
某种程度上，这种谨小慎微，也可以看作是徐峥做电影从来不赔钱的原因。“他很爱惜名声，第一，他是一个好的导演的名声；第二，他是一个好的演员的名声；第三，他是一个从来不赔钱的电影的监制的名声。”何可可说。
当被问起这种谨慎与聪明，最终会不会形成某种障碍时，徐峥给了一个看似模棱两可，实则有所指的答案，“如果要更加突破安全区域的话，那（聪明）就会是一个障碍，因为你总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抄近路。但是如果我们放松一点儿，还处在安全区内，我觉得那还是聪明点儿好吧。”
纠结的作者，绝对的权威
“我觉得《港囧》其实完全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品，”徐峥主动提起话题。他觉得到最后，故事本身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过多的人都陷入于对包贝尔与王宝强的比较当中去了。”对于《港囧》与预期之间的差距，很多人问，是不是因为徐峥把一副好牌打散了，放掉了黄渤、王宝强、徐峥这个铁三角阵容。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的不止是演员。
12亿的巨浪，抛上去的不仅是那部电影，还有身处其中的那些人。电影火了，主创也随之身价飙升。那是电影市场的商机被各行业瞩目，资本疯狂的几年，有的人被更大的机会挖走，有的人自立门户，《泰囧》之后，剧组的美术、摄影、编剧、副导演，包括演员王宝强和黄渤都开始转型当导演。
钱多了，公司变大了，徐峥身边的人少了起来。《港囧》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拍一部电影，换一批人，这一次《囧妈》里，用的又是新团队。
那几年，影视行业发展迅猛，在徐峥看来，这样的速度对于从业者而言是更需要警惕的——一些年轻的电影从业者，因为一些机会，迅速获得荣誉，身价倍增，迅速膨胀，但如果他们想要在这个行业有真正持续的发展，还需要更长远的积淀。
2016年，徐峥被邀请到一个电影产业论坛上，在座的除了导演，还有几位电影公司“大佬”，本来论坛主题是讨论中国票房如何“超美国”，成“老大”，李安和徐峥纷纷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徐峥说，“所有人都在讲票房，觉得我好像正好踩到了一场热闹的游戏的中心，但拿我亲身经验来讲，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演戏了，直到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已经38岁了。”他知道那次“小小的成功”背后蕴含着什么。
电影市场对创作者的关注，同样也给予了创作者极大的权力。公司每年都会接到递来的大量的剧本，有的要求合作、有的要求投资、有的要求徐峥监制、有的要求徐峥主演。徐峥是所有项目的最终拍板人。编剧会上，徐峥也做最后的决定。在很多大公司里，对于剧本，编剧和导演都无法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权力会归到制片人、出品人、投资人手里。而徐峥总是那位最终的决策者，因为他就是自己电影的监制、导演、出品人。
这些年，像宁浩、陈可辛、吴京与徐峥这样深谙创作与商业的角色，成为拢聚资源的强势“招牌”。“徐峥的招牌、他的市场的影响力，以及他在行业的影响力，对我们推进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基本上想要的资源都有。”何可可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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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运作良好的机器里面，人们相信徐峥像相信一个绝对的权威。但如果哪天徐峥的决策出错了呢？面对这个疑问，几位合作者的回答都是：那不可能。因为徐峥拥有大量的修正自己、避免错误的办法。
公司的剧本策划总监何可可前年加入公司后，为徐峥分担了一部分的剧本决策工作。在仅有的那么几次情感的袒露里，徐峥对何可可说出了自己的依赖，“如果没有你，我会很麻烦。”
但在老何自己看来，徐峥并不真的依赖他。他觉得老徐自己总能搞定一切。
这一次拍摄《囧妈》，徐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累。有一阵，徐峥在片场的口头禅是，“我又要演，又要导，屁滚尿流的。”
相较于8年前拍《泰囧》的时候，现在自导自演的难度加大了。“下次就特别不想再自导自演，”徐峥说，“现在对于影像的各方面技术要求都提升了，包括器材、装备，人员的规模都扩大了。我以前一个人还能应付，现在真的是应付不过来了。”
同样拍一场与过去差不多类型题材的戏，制作变得更加复杂。《囧妈》全片有1023个视效镜头，其中包括火车相关场景延伸、动作场面、熊、热气球等。片子前期做了大量的视觉预演，全程与IMAX合作，用ARRI 65摄影机拍摄完成。在俄罗斯拍戏，后面要跟的车队常常有几十辆，每确定好一个地方，车把一条路都停满了。
电影工业化急速发展。在《囧妈》视效总监向飞看来，自导自演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你看好莱坞，自导自演的不多。”
“之前听其他一些自演的导演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影片的内容和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技术的需求更大的情况下，导演在现场需要兼顾更多。如果只是拍一般的对话文戏，那很简单。而要拍一场掺杂大量特效的追火车、扒火车的戏，或者一些调度复杂的文戏，导演的兼顾上就会出现问题。”向飞说。
有一场发生在北京站的戏，拍的是徐伊万去找妈妈，火车开了，伊万要追火车、扒上火车，然后再爬进去，这一场就牵扯到将近100个视效镜头。因为一些动作场面无法在北京站真实地进行拍摄，拍摄的时候有一段要在没有火车的情况下无实物表演，为达成一个更高要求的、更真实的影像效果，光效、人的运动轨迹、火车的运动路径都要提前设计，对于徐峥来说，他得不停地练习重来，以确保能精确按照设计好的运动轨迹去跑动。
再难的处境，工作人员也没见到徐峥失控过，他总是客气、体面的。在俄罗斯拍摄时正是隆冬，天气状况多端，时常拍着拍着天空颜色就不对了，只能等待、不停地重来。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每天收工回到车里，徐峥的鞋子都脱不下来，袜子跟皮肉冻在了一起。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多月，等俄罗斯的部分拍完，片子就完成一半了。
临近俄罗斯部分杀青的日子，布鲁鲁夫经常看见徐峥一个人找地方坐着发呆，露一个背影。对他而言，拍完俄罗斯，最苦最难的部分就结束了。
体面人的痛苦
读高中时，徐峥的母亲出国工作。大一时，父亲得癌症去世，他自己生活了一段，心智迅速催熟。
母亲回国后，试图以小时候对待他的方式与他相处，中间缺失的时间，造成彼此之间认知的断层，两人争吵不断。加件衣服，少点儿衣服，总是从一些小事情发酵到陈年心结上。
年轻时，徐峥理不顺这个关系，“总觉得自己很不孝顺。”
父亲走后，母亲一直没有再婚，独居在上海的一所老小区里。徐峥经常送些字画之类的礼物过去，定期陪她旅行，但总是话不投机。他有时会跟亲近的朋友讲讲自己的妈妈，讲他们的争吵。言谈里，透露对母亲的担忧，“他总是怕妈妈不开心、不幸福，他只希望他妈妈每天都能高高兴兴的，能感到人生满意。”何可可说。
徐峥形容做《囧妈》的剧本是一次治愈和梳理。写剧本的时候，他让一位研习心理学的编剧用理论来分析母子关系中的一些人物心理。在分析的过程中，徐峥理解到，人跟母亲的关系里，包含着一个关系的原型，它关乎人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周围的环境、环境里面的人。
《囧妈》里，徐峥饰演的依然是个中产偏上的角色。编剧们对此设定非常笃定，“我们几乎本能地就选择他是一个小老板，就像徐峥现在的状态。”
有朋友给徐峥的形容，“痛苦的文明人”，布鲁鲁夫觉得很准。戏里戏外都是。
在何可可看来，徐峥的幽默喜剧，“解构的永远是自己。”
“他所代言的，是城市里边的一些情感表达上有障碍的中产阶级形象。在一种情感的缺失里边，想寻找出路。”
做故事的开发与拍摄的两年，徐峥感觉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说不上变化具体在哪里，因为“我一回到家又觉得关系也没好到哪儿去”。
“在整个拍片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哎，很奇妙，我的妈妈一点儿一点儿改变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视角改变了，还是什么原因。我看到她的改变和努力。我觉得，妈妈的注意力不再完全集中在我身上了。她现在快80了，每天要走一万步，有时我找她都找不着。”徐峥说。
2018年春节，徐峥陪母亲和妻女去了趟南美，这一趟旅行，成了这次《囧妈》的灵感来源。2月间，正是南美洲的夏末，阳光正当空，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旁，几家人在乘坐香蕉船之前合了张影，女人们都戴着彩色遮阳帽，兴致高昂，徐峥戴一顶草帽，把脸围起来，沉沉地比了一个“V”。
他显然并不享受这次旅行。光行李，母亲和妻子装上了一切能带出来的东西，包括家里的大米。后来，在《囧妈》里，这个带米的桥段也放了进去。
家中3个女人，妈妈、妻子、女儿，每个女人都有不同的诉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漫长的火车、数十个小时的大巴，这把一个本身对旅行兴趣缺缺的男人折磨得“痛苦不堪”。
旅途的窘迫之外，徐峥与母亲的摩擦不断。无非是些小事，比如孙女儿今天该不该吃早餐，早餐应该吃什么，早上几点应该起床。在旅行集中的相处中，小事越吵越大。“有一种相处的惯性，从你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到你长大了，人已经发生变化后，这种惯性继续，几十年积压下来就会产生问题。”徐峥说。
在旅行的最后，在行程中的一个仪式里，有老师建议家庭成员之间来一个“爱的抱抱”。徐峥觉得别扭。没想到，到最后，妈妈还是很努力地过来，跟他拥抱了一下。
“她跟我说，峥峥，谢谢你啊。”
徐峥心里很不平静，尽管他面上没任何表示，走到一旁去。“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是我心里很感动，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了我妈妈的努力，所以，我想为这个事情做些什么努力。我能做的，就是拍这个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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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徐峥还让母亲来客串了一把群演，饰演故事里当母亲最终成功抵达俄罗斯后，一齐登台的合唱姐妹团成员。
于是，妈妈飞到俄罗斯的剧组里来，待了一周，一个快80岁的讲究体面与优雅的老太太，对什么都好奇，又保持着克制。“通过仅有的几次接触，感觉他妈妈跟老徐性格很像，她的观察力很强，总是很敏锐地观察到当下的种种状况，关照大家，同时，她又非常坚强，剧组生活艰苦劳累，但是她不会说。”布鲁鲁夫说。
徐峥与母亲在性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在一些合作伙伴眼里，他基本上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尽管他是环境中的掌权者，却总注意给人以表达的空间，给共事者以尊严感。在《我和我的祖国》上海的一场点映里，道具组和特效组受邀坐在场内，在最后的致词里，徐峥专门提出，要着重感谢为此片付出的道具组和特效组，这些实际上他在剧组里鲜有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道具师回去跟朋友说起这件事，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表演时用来处理人物分寸的智慧，他也用到了生活里，“有时候在现场需要琢磨，现在应不应该发火呢？如果你的生气能使得整个团队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当然有用，但是你又不能打击到别人。那个表演的分寸的把握，比我做演员的时候要难得多。”
拍《夺冠》时，本来要安排一对双胞胎伸手来调电视的频道，结果怎么都调不明白，时间紧，一整个剧组的人都等着，徐峥急了，急了半天，憋出来一句，“你们那么笨，还没有那个小孩聪明。”旁边跟了他几年的工作人员说，那是她唯一一次看到他发脾气。
何可可的理解是，徐峥有一种老派上海人“讲体面”的自我要求。
“其实徐峥真正发起火来很好笑。”布鲁鲁夫说。2014年时，公司还开在一个旧画室里，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厕所，锁还是坏的。有一天徐峥去完洗手间，回来忽然就对助理吼了起来：“我这事已经说了多少遍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全场人都吓住了，大气不敢出。
“那如果再有女孩子上厕所怎么办？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吗？”表情依然一本正经，语言中却出现了戏剧腔调，气氛变得古怪，人们想笑，又不敢。
《囧妈》临近结尾，是一幕母子的拥抱。在演出成功后的后台，主角徐伊万会默默地走到他母亲背后，轻轻抱一下。拍这一幕时，徐峥的妈妈，就站在片中饰演母亲的演员黄梅莹的身后，注视着他。两人面上都很平静，什么也没说。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20年二月刊
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李典
摄影：范欣
运营编辑：二水
策划：Max
监制：曾鸣、Rocco.Liu
时装总监：Anson Chen
美术总监：区杨
造型：RuiqiWu
化妆师：团团
拍摄统筹：赵雨潇
时装助理：张霜晨，倪芳迟、彭夕多、吴宇竑
场地提供：上德大象摄影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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