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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文昌洞经古乐】华夏音乐之源:梓潼文昌洞经古乐

四川经济日报 2015-09-25 00:31 大字

□ 文强  

梓潼文昌洞经古乐与其文昌文化同为一体。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祭祀音乐,文昌洞经音乐与古代的社会信仰、民俗风情密不可分。梓潼文昌洞经音乐源于古蜀人的道教祭祀,是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时的伴奏音乐。

文昌洞经古乐音韵高雅、风格朴素、品种繁多,在乐曲、乐器及演奏技艺上,它将汉族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及民间音乐熔于一炉,成为宝贵的汉族民间艺术瑰宝。2008年6月,梓潼文昌洞经音乐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档案  

遗产类别:传统音乐

遗产项目:文昌洞经古乐

遗产级别:国家级

遗产 地:四川梓潼县

纳西古乐的源头

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开始蜚声国内外,纳西古乐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合了“白沙细乐”、“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等多种传统古乐,继承和融汇了道教法事音乐、儒教典礼音乐以及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形成了它独特的中国传统古乐的灵韵,纳西古乐是中原古乐与纳西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奇异乐种,曾被誉为中国的“音乐化石”。

然而,梓潼洞经音乐的发现、发掘和现世谈演却为这一说法增添了新的内容。专家学者认为:纳西古乐中洞经音乐的艺术成分的源头是来自梓潼的文昌洞经音乐,作为文昌帝乡的梓潼七曲山才是中国洞经音乐的真正源头,文昌发源于此,与此相伴的洞经音乐也发源于此。于是产生了洞经古乐的发源之争,最后以权威专家认定纳西古乐中的洞经音乐是从文昌祖庭梓潼传入云南丽江而尘埃落定。此后,梓潼七曲山大庙的洞经音乐才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

梓潼洞经音乐传入云南,诸种说法中有孔明说、南诏说、乐工说、移民说、宫廷说、改流说等,各种传说各有所据,云南的《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载:“洞经古乐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由四川梓潼县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集)则有:“明永乐七年由四川梓潼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又有载:“宣统己酉年,感应会贡生子联元赴梓潼县七曲山谈演文昌洞经古乐,历时三年,回来后主持感应会。”丽江的洞经会也曾派人拜访梓潼,其供奉的文昌铜像便是从梓潼七曲山请来的。

梓潼洞经音乐的历史发现引起国内外人士和组织的极大关注。从1996年开始,梓潼县政府更是倾注全力,对濒临失传的洞经古乐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察、搜集、发掘和整理工作,为此成立了七曲山洞经音乐团,不断整理、收集和编配了一批新曲牌,对外公演,并在谈演中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这些曲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效果极佳,到各地谈演受到一致好评,2003年应邀到北京参加演出并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祖庭古乐奏洞经

七曲山大庙既是文昌宫观之祖庭,又是文昌文化的发祥地。梓潼文昌洞经音乐源于古蜀人的道教祭祀音乐,是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时的伴奏音乐。文昌洞经古乐音韵高雅、风格朴素、品种繁多,具有一种高雅、淳厚的格调,它将汉族宗教音乐、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熔于一炉,在乐曲、乐器、演奏技艺,成为宝贵的汉族民间艺术瑰宝。

文昌洞经音乐作为谈演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在文昌经诰中它以音乐艺术的形式宣扬文昌经诰的宗旨,是梓潼文昌文化中一项最具艺术特色的宗教祭祀音乐。洞经音乐形成于南宋,在文昌经传《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作为一种有伴奏的说唱体的音乐,文昌洞经在语言上上散韵结合,音乐表现上叙述与赞颂交织。

元人张仲寿在《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作序时称,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见也。”《文昌大洞仙经》于南宋乾道戊子年(公元1168)成书,据考证作者为蜀地宝屏山(今蓬溪县)玉虚台道人刘安胜,为该经作注者是东蜀蓬莱山中阳子卫淇,著书作注者皆为蜀人,所作《洞经》亦为西蜀之文。明人杜诗为《文昌大洞仙经刻本》撰序也说大洞仙经“传于西蜀”。

大洞仙经一共五卷,内容主要讲述文昌帝君的神奇经历和崇高德行,还有洞经来源及意旨。全经以劝善戒恶、济生度死、消灾怯邪、延年益寿为内容,其宗皆为修身养生。《文昌大洞仙经》既是文昌经诰中的一部重要经传,自然在崇祀文昌的活动中谈演大洞仙经是祭典的一项十分隆重而庄严的仪式。

作为文昌帝乡,梓潼七曲山大庙是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当然之所。中国洞经古乐发源于此亦为学界公论。清朝咸丰年间的《梓潼县志》有记载:明清以来,梓潼每年二月三日的文昌圣诞之期,都要在七曲山大庙举行洞经音乐谈演,这些都说明这里是中国音乐活化石之称的洞经音乐的发祥地。

洞经音乐中的谈演即演唱或演奏,并以器乐伴奏洞经的说唱。谈演洞经音乐的乐班一般为二十余人左右,参加乐班的人都信仰文昌、崇奉道教并且在音乐方面独有所长。因为演奏洞经音乐同样是文昌祭祀的一种重要仪式,有着“娱神”的艺术特性,所以在谈演之前乐器须按一定的位置摆放好,不能错乱,以示洞经音乐演奏的净穆庄重。

南宋西蜀传本《太上无极总文昌大洞仙经》卷一《持礼法》即云:“凡诵经,当斋沐,服清净,入室焚香”。这种诵经或谈演洞经之前要求“沐浴”、“净衣”类的古风,其基本精神一直保留在许多洞经乐队之中,虽然已可能省去某些烦琐礼法和宗教仪式。时人有诗赞曰:

钧天妙乐檀炽音,飘洋过海举世闻。黄钟大吕成绝唱,祖庭古乐奏洞经。

汉族民间有谚:“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作为这种习俗信仰的直接反映,最初的洞经古乐往往在科举考试时的文昌宫演奏,随后才因其曲调优美、音乐动听而被汉族民间广为吸收,形成较为固定的表演团体。乐队的乐器分大乐、细乐和锣鼓经三种。

大乐曲牌是以吹打乐为主,如唢呐、笛、笙、鼓、锣等乐器;细乐曲牌同丝竹乐演奏,以笛子为主奏乐器,用芦笙、洞箫、胡琴、三弦、琵琶、古筝、杨琴等乐器参奏,并配以木鱼和轻型打击乐器;锣鼓经曲牌主要是用打击乐器演奏,以锣鼓为主,音乐刚健。大乐和细乐主要用于仪式伴奏和经腔之间的间奏,锣鼓经主要用于开坛、收经以及接尾的处理。

传统洞经音乐中有诗章、赞颂和谒语之类,以音乐配合歌唱,叫“经腔”,歌唱时乐器伴奏,唱奏结合,如《十供养》是向文昌献礼用的经腔,乐曲旋律舒缓淡雅,格调虔诚庄严,令人肃然起敬。洞经音乐的经腔以道教音乐为主,同时又广泛地吸收了佛教音乐、儒教音乐和民间音乐,表现力丰富。

明清以来,洞经古乐突破庙堂的范围扩散到民间,甚至延展到少数民族地区,与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相结合,广泛用于婚丧喜庆等各种活动,构成了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洞经音乐的故乡梓潼,人们举行庆典时演奏兴高采烈的《将军令》、《闹元霄》(均为大乐),婚娶中的迎亲、入洞房则奏起缠绵温馨的《到春来分,代扮妆台》(细乐)。当古乐进入民间,便已经脱离或淡化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内涵,音乐艺术的普世愉悦功能得到应用和强化。

钧天妙乐檀炽音

文昌洞经古乐所用的“经仪”一开始就是道、释、儒“混融”,而不为某一宗教所特有(包括道教),广泛吸取了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儒家乐”以及各种古典音乐、世俗音乐、民间音乐及民族音乐。通过对文昌洞经古乐的聆听及其祭祀活动的参与,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时期的社会风俗民情,从音乐中去感觉历史盛衰,发思古之幽情。这也正是它博大精深之处。

文昌洞经音乐具有和谐安祥、典雅舒坦的音乐品格,它适合了民间千百年来的传统审美情趣,让人在熏陶感化中潜移默化;作为一种唱、奏、礼、仪相配合的综合艺术,它在吟诵与唱奏之中与听众的默契配合,形成了一种相互之间的交错感应,既是谈演者对音乐的感应,也是唱、奏者之间的感应。人们无论是在熟悉的曲调唱奏中,还是在其行为规范的礼仪程序中,都能得到美的享受、心灵的净化及精神的升华。

文昌洞经古乐和其它中国传统音乐一样,注重分寸感,艺术风格含蓄中和。它追求音与意合,物我浑化,按道家说法是由乐返天;所谓“深山邃谷,老木寒泉”,这是一种简淡高古的艺术状态,展现了中国古典音乐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进入一种超然和谐的审美境界。

洞经古乐的意蕴主要是劝善惩恶、净化心灵、保健延年,以期祥和康乐,可谓养性养生之乐。它具有两个精神功能:一是敦睦人伦,二是颐养身心。洞经古乐的基本内涵是匡正德行、纯洁世风,宣扬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情调高雅而不庸俗,淳厚而不轻浮,在聆听之中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聆听这种音乐能忍怒升华,提高修养,有音乐治疗的实效。

文昌古乐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宝藏,它将宗教音乐、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民族音乐熔于一炉,从乐曲、乐器、演奏技艺到调音方式、演出场景,乃至乐队修养,都有独特之处,它是历史上无数艺术大师和音乐工作者智慧创造的结晶。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洞经古乐走出了庙堂,步入民间,对其他民族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年来,每逢节假日,凡到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游览的客人们总能欣赏到独具韵味的洞经音乐演奏: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洞经乐团有二十来个演奏成员,他们一袭唐代宫廷乐服,古筝、扬琴、二胡、唢呐、竹笛、大鼓等数十种中国传统乐器,或轻敲侧击,或急奏和鸣,倾情的演奏伴以说唱,构织出一幅绝妙的“檀炽钧音”图。

洞经古乐曼妙而神奇的乐曲缭绕在翠柏森森的古庙,既有道教音乐的飘逸又有儒家音乐的庄严浑厚,还有宫廷音乐的古朴典雅,更兼江南丝竹音乐的柔美抒情,古朴高雅的音乐语言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恬淡闲适的艺术世界,让人充分感受和领悟到文昌文化和洞经古乐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梓潼文昌洞经音乐不仅是一笔珍贵的音乐遗产,也是研究善行文化、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这些年文昌洞经古乐的发掘抢救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同其它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也面临着资金缺乏、人才不济等问题,如何加大对文昌洞经古乐的保护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还有很多。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绵阳七曲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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