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泥巴的少年
□罗建秋（绵阳）
每每乘车路过宝成线上的马角坝火车站，我都会眺望对面的大山，追逐大山上的一草一木，追逐渐渐远去的记忆，回忆起40年前在山上挑泥巴的少年和少年旧事。
一根扁担，一对撮箕，一把锄头，就是少年时的我挑泥巴挣钱的全部家当。
从火车站家属区出发，越过铁路，再爬十几里山路，就到了挑泥巴挣钱的矿山。找一个好挖土的地方，将泥土装进撮箕，一颠一颠地挑着泥巴走二三十米，把泥巴倒在山崖下，就可以在记工员手中领到一块绿色的小竹牌，挣到三分六厘九毫钱。
挑泥巴是个计件的活儿，每天早晨8点开工，干到下午4点收工，力气大，手脚快，一天能挣两到三块钱。一个月下来也不得了哇，百来块钱，比上班族工资还高呢！
这就是我和母亲曾经干过的临时工。可别小瞧这临时工，它养活了当年马角坝铁路地区的很多铁路家庭。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宝成线建成通车。马角坝，地处江油雁门山区，因有个中国第一个国产电力机车机务段和所有的客货列车都要在此停留，一时名声大振。一时间，江油马角坝这个弹丸之地，涌动着来至祖国四面八方，说话南腔北调的铁路工。他们或孑身前往，或举家搬迁，最高峰时期，铁路职工包括家属子弟数千人，给这个小山沟注入了勃勃生气。
然而，即便是优越感非常强的铁路职工，一人要想养活四五口人，还是十分困难的。无奈之下，铁路职工家庭的主妇们，不得不四处寻找维持生计的临时活儿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角坝有几家有规模的大水泥厂。特别是省属的大型水泥厂，因产品质量好，在川内享有盛誉，为了对产品质量负责，在选矿时都比较严格，必须把附在石灰石上的泥土剥掉，然后再开采矿石，才能制成高标准的水泥。然而，在岩下拨土，既繁重危险又辛苦劳累，水泥厂里的职工不想干，铁路职工家属委员会接下了这桩活路。
母亲是第一批上山拨土挑泥巴的人，和她一起挑泥巴的都是左右邻居铁路家属，大概有七八十号人。虽然，没有任何福利待遇，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必须强制性买社保，但在当时，也不是随便可以去的，一是要身体好；二是要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母亲在山上挑了20多年泥巴，直到我们家四个子女都工作了，才在我们的坚决反对声中歇下来，为此母亲还落下了一身病痛。
我1980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家待业，无所事事，想帮补点家用，更想找点零花钱。正好，山上需要人手，但是要家属。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帮待业青年找到家委会主任，好说歹说、软泡硬磨，我们才如愿以偿。
父母亲知道我要上山挑泥巴，先是反对，后就不再作声。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锻炼一下对今后有帮助，有事情做，总比在外面鬼混好。那个时候马角坝的治安环境比较复杂，群殴、偷盗、赌博……母亲默默地绑扎好扁担，捆扎好撮箕，逗好锄头等工具，开始担心我吃得下这个苦不？担得动80斤一挑的泥巴不？
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长到十七八岁，我没有挑过任何重物。开始几天挑泥巴时，洋相百出，锄头挖进黏乎乎的泥巴里，扯也扯不脱，甩又甩不掉，还勾不进撮箕。好不容易装进撮箕里，在肩上的扁担又不听使唤，不是往前仰，就是往后翻，后面的撮箕也装怪，时不时撞击小腿。几天下来，可怜那小手满是血泡，有些已经破皮。可怜那小胳膊嫩肩，已经红肿，挨着东西就钻心地痛。
挑泥巴的人最难过夏天，凌晨3点起床做饭，4点准备出门，6点就准时点名开工，雷打不动。夏天的气温，炙热难忍，火辣辣的太阳好像专与你作对，撵着你烤，追着你晒。不干活时都是黄豆般大的颗子汗，干起活来汗水犹如长淌的细流，时不时再遇上点偏东雨，这下好了，从头到脚浑身没有干处。有时候都不知道是汗是水，湿了干，干了湿，衣裳裤子上的圈圈汗斑，记录下了挑土者每天的辛酸。
在山上挑泥巴会时常遇到一些不舒心的繁琐事。占地盘，是挑泥巴默认的游戏规则，强势的主，地盘离倒土点近，土好挖，自然钱就多挣，弱势的主，当然一天就要少挣几毛、块把钱。母亲就属于弱者，时常在家中唉声叹气、暗自流泪。我的到来，使母亲的腰杆挺直了许多。挑泥巴，不管你自我感觉是强是弱，在厂方管理人员眼中，挑泥巴都是弱者。挑土队施工现场有个马姓班长是个负责人，满脸的威严，声音粗犷，说人说事基本是吼，很难看见他的笑容。挑土的家属看见他，都灿烂地喊他“马师傅”“马班长”，背地里都管他叫“马老子”。意思是想马老子，没那么容易，有点阿Q精神。尽管发小竹牌的记工员身份也是家属，她们同样居高临下，用傲人的眼神把这些来去匆忙，伸手要小竹牌的人监守着。因为她们有权发或不发给你三分六厘九毫钱一挑的工钱，不论你是不是有意没挑够80斤，或是解释在路上撮箕边沿的泥土抖落了才不够80斤，要看她的心情。挑土让我读懂了什么叫忍辱负重，让我感触到了弱者心中的悲凉。
挑泥巴也有高兴的时候。遇到集体转移工地，或是汛期垮塌，急需抢修，这时，一般来回挑土的运距都较近，远的才只有几米远，一天可以挣一二十块，那个你追我赶的场面，让我们要兴奋好几天。当一块块小竹牌，变成了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时，劳累、烦恼一股脑都不见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终于可以帮衬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了。
1981年末，我来到铁路成为一名养路工，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关切地询问我累不累？我也总是回答不累。说心里话，成天与钢轨、枕木、捣镐打交道，干的都是重体力活，不累才怪。但是，当养路工比起上山挑泥巴还是小巫见大巫，只是没有告诉母亲。
我发自内心感激挑泥巴的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在磨难、负重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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