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同龄人”
□尹莉（涪城）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一个农村娃考入师范，从教师成为乡镇干部，最后在机关退休，几十年平淡不奇、波澜不惊。但他正巧和新中国同龄，今年国庆，他满70岁。
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恰好就在这一天，父亲降生在川西北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绿树成荫瓜果飘香。父亲小时候，爷爷在公社，忙于工作，在几个村蹲点驻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栽秧打谷做示范，秋收播种跑前面，读书念报帮扫盲，能文能武吃得苦。顾了“大家”，就疏忽了“小家”。勤劳朴实的奶奶，就只好在家既要耕种，又要照顾老人，还要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几个子女，常常是忙里忙外饭都顾不上吃。父亲是家里的独子，唯一的男孩子，五六岁时就开始跟着大人干农活。父亲自幼喜欢读书，田间地头辛劳之余，不忘带上书本，跟家里人据理力争要上中学，毕业后通过两年的代课历练，考上了绵阳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师范生。这在当时，无异于今天的金榜题名，跳出了农门，吃上了“供应粮”。
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成为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高考制度随之恢复，我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父亲的教书育人特长也有了用武之地。父亲当教师，当得勤勤恳恳，学校和班级更像是他的家，学生更像是他的亲人。小时候的印象里，晚上基本上都见不着父亲，等他回家我早已进入了梦乡。父亲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备课、批改作业、给学生解惑答疑中。父亲对我很严厉，不苟言笑，至今我都记得写瀑布的“瀑”字，三点水写大了就把“暴”写到了旁边的格子里，父亲说了一次见我还没长记性，顺手用上课的尺子打我手板……可他对待学生，却总是和风细雨，有的学生家庭极其困难，于是我的家里就经常会有陌生的哥哥姐姐来吃住，享受的各种“待遇”比我还好。
后来父亲调到区公所当宣传干事，兢兢业业，每天的稿件、雪花般的纸片堆满办公室和家里，他的东西从来不许妈妈和我碰。记得有一次父亲严厉的责怪妈妈：“我的表就放在这里，怎么会找不到了，一定是你弄掉了……”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我以为是他的手表找不到了，结果是一张报表。那是1990年，农业全面丰收，为了真实的反映全区的农业收入，为全县的农村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基础。父亲深入到几个乡镇收集第一手资料，熬几个夜一笔一画填上去的。在他的眼里，这个表可比手表有价值多了。在单位里，父亲从来是去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一个人；也一直是那个有福利让同事们先领、有困难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人。
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打工热潮席卷大地，为广大职工维权的工会组织工作量急剧增加，父亲调到了工会工作，他为大家办事毫无怨言，工作态度始终如一。父亲经常为了帮工人兄弟争取权益忙前跑后。有一次我去找他，同事说他到工地上去了，我找到他时，只见几十名工人围住他，我吓了一大跳。结果，是他在和工人们一起商量，怎样合理合法地提出诉求，向老板讨薪。因父亲属牛，所以大家称他“老黄牛”，他也乐呵呵的接受了这个称号。
如今，父亲退休近十年了，赋闲在家却怎么也闲不下来。因家住郊区有些空地，他又扛起锄头当起了地道的农民。他经常提起过去的岁月，说小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劳力，经常翻山越岭，背着柿子到绵阳城里卖，来回大半天的路程，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段日子终生难忘。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工作的父亲，如今重拾农活，依然是勤恳踏实、一丝不苟。他干农活也能让邻居们刮目相看，在田间地头方寸之间，非要用卷尺拉出直线，再犁沟挖窝，长出来的庄稼就没有东倒西歪的。连给丝瓜、南瓜和冬瓜搭个架，也要整齐划一，像他在办公室做的那些表格。常有邻居驻足观望：“大哥，你这是哪门子种法，要多费好多力气哦？”
因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对共和国有与生俱来的亲近，17岁那年，他穿一件补疤衣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在北京看了天安门。无论在哪里听到国歌，他都要立刻起身，庄重肃立。每天雷打不动的是晚七点看新闻联播，不管有再重要的事，也不管母亲某台的电视剧看得是否入迷，总是立即把电视调到中央一台。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热爱着这位“同龄人”，维护着这位“同龄人”，殷切地关注着他这位“同龄人”的发展变化，骄傲着这位“同龄人”每一项事业的进步。
都说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和祖国同龄的父亲，没有丰功伟绩，只有默默守护，同龄同心同奋斗。他的身份，是同行者，是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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