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与感动
罗伟章
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车车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递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帕慕克在街头碰见一个女人，那女人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我读过你的全部作品。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如起伏的园林，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李密写这篇表文，背景复杂，但我不愿深究。有时候，深刻是无趣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很有趣，但我们往往把他们阐释得无趣。据李密后来的表现，他当时“辞不就职”，确实就因祖母需要他。说得多了，反而遮蔽甚至玷污了他的这片真心。我还注意到，李密是谯周的弟子，谯周乃蜀中大儒，刘禅投降，是谯周的建议和策划，对此，他的另一弟子———《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邦蒙赖，周之谋也”。我认为陈寿置评是妥帖公允的，统一乃大势所趋，不该再让百姓受涂炭之苦。我相信，李密和陈寿是相同的看法。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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