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溯源：苏轼法治观的底色 苏轼民本思想杂谈①
眉山苏轼，被称为“世界东坡”，不仅在诸多文艺领域独领风骚，在法治思想上也自有见地。他主张忠厚仁政、改革吏治、赏罚分明、轻徭薄赋、节用廉取、发展军备……究其脉络，有一条线索是贯穿始终、鲜明凸显的：“民者天下之本”（《策别二十一》）。洞见爱民忧民，践行为民济民，倡导裕民安民，苏轼的法治观不但加载了强烈的民本思想，而且是一个“理论—实践—愿景”螺旋式渐进的体系架构。这种与人民休戚相通的境界，在古代为人臣、为民吏当中，堪称“精神地标”。
□吴晓彬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多少父子兄弟的文艺成就个个都让人仰望？在中国法学史上，有哪家兄弟父子的法理探研个个都关切民生？这组“黄金搭档”就是从眉山走出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
三苏之中，尤其被称为“世界千年英雄”的苏轼，不仅在诗词文赋、书画医食等诸多领域独领风骚，在法治思想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系。梳理其法治观，他主张忠厚仁政、改革吏治、赏罚分明、轻徭薄赋、节用廉取、发展军备……“民者天下之本”贯穿了他一生的为政理论和实践。他的刚正不阿、不屈不挠，他的宦海沉浮、泰然自适，他的忧心为民、不改其节，都成为他法治体系民本思想的强力支撑。
水有源，树有根。苏轼民本思想的根源，来自他那捍卫良知、百折不挠的人格力量。这种赤子般的精神品质，滋生于温暖和谐的原生家庭。
苏家是眉山有名的家族，诗礼传家，行善亲邻，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一任老师”为苏轼染上了醇正的底色。
苏轼从小接受母亲程氏的仁义教育，母亲每晚给他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明其要义。有一次母亲讲到《后汉书》里的《范滂传》（范滂为后汉义士，因直言劝谏遇害），年幼的苏轼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夫人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苏轼传》）果决的回答，可见苏家之家风，更能看到程夫人从小对苏轼进行明理尚义的教育，使苏轼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一条精神血脉在他周身流贯。
而苏轼的祖父苏序，常带苏轼出门“游历乡里”，体验生活。祖父一手持酒，一手挥斥方遒，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让苏轼适应和练就了雄辩的逻辑能力和过硬的反应速度，成为他后来政论诗文的一把把锐利锋刃。
祖父与人为善，接济平民的行为，更加深了苏轼的人文情怀。苏序“与人交，无贵贱”“出入不乘马”，丰年以米换谷储存，灾年开仓散谷，“广及自家佃农与同村饥民”。不管是对士大夫还是田父野老，他都“曲躬尽敬”。这些，都在苏轼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人人平等、兼济贫民”的种子。
如果说母亲程夫人是苏轼为民思想的言传者，祖父苏序是苏轼民本思想的身教者，父亲苏洵则是照亮苏轼关注民生的领路人。
苏轼接受的家庭教育中，父亲对其极严格。苏轼出生时，父亲二十七岁。也就在那年，游历多年的父亲开始努力，“二十七，始发愤。”苏洵的主要著作，都是在二十七岁到四十八岁的苦读磨砺中完成的。他长于策论，眼光独到，针砭时弊，纵横捭阖。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成为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在后来苏轼晚年的回忆中感受颇深。“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苏轼牢记父亲的教诲，言之凿凿书写民生之艰，不屈不挠抨击“当世之过”，不遗余力推行便民之法，这让他终生受益，也让他半世维艰。
良好的家教家风，塑造了苏轼强大的人格力量。嘉祐元年（1056），离开“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眉山，一直希望“致君尧舜”的苏轼，从此踏上了波诡云谲、大起大落的政治旅途，最后发出了“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的感慨。但是，不管是王安石变法新党执政，还是司马光复古保守派当道，在新旧两党的夹击和构陷之下，政治生涯风雨飘摇的苏轼，始终如家乡的竿竿傲竹，为民请命，不改其节，历尽击打，不改其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朝中，苏轼不安于朝，敢于对皇帝直言，希望皇帝做明君，“不伤民财”。在民间，苏轼情系于民，“使君留意在斯民”，凤翔改制、徐州抗洪、杭州抗疫、密州灭蝗、湖州治水……每为官一地，他都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甚至在狱中，他写下的“绝命诗”也是相信人民，没有自污品节，反映出在封建制度下一位拥有为民情怀的正直官吏的呐喊。
这种与民休戚相通的精神，在古代为人臣、为民吏当中，堪称独一无二，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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