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摘 斑斓志(节选)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幼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诤臣佞臣与人杰
在官场中,诤臣佞臣与人杰,这三种人不可不加以辨识。“诤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为难得。“诤臣”不等于“人杰”,“人杰”往往诤而有度,重视实践,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远离平庸,又不当和事佬。在朝廷政坛上三种人各有大用,连“佞臣”也不例外,因为“佞臣”只要懂得权术机心,便是最高权力者之大备。最高权力者需要驾驭群臣、调节众僚,即所谓的“帝王术”,以此确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从来不容忽视。“佞臣”既是一味毒药,又是一味厉药,更是祸害一个时期政治风气的主要因素。对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从来都被庇护得很好,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抛弃,这对“佞臣”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时刻。说到底封建体制是民众的对立面,在一般人看来,黑幕重重围拢,那里面绝对少不了“佞臣”。
苏东坡在许多时候称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时候只算是一位“诤臣”。他常常因为年轻气盛而失于度,这种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断反省和总结之后才变得稍好一些。这就像血脉不可更改一样,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品质。这种激昂冲撞的个性也来自他从政的初衷。在那个遥远的呼唤当中,有一个不能抛弃的情结,就是要做一位“诤臣”,他眼里的大榜样从很早开始就确立为范仲淹之类。
痴情而忠贞的苏东坡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写道:“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又说:“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他用“丧邦”之谏警示皇上,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就是这样的一位“诤臣”,在整个朝廷中显得鹤立鸡群。他理直气盛,坚持己见,追求真理,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旧党争进入白炽化,作为失败的一方,他被一贬再贬。后来神宗驾崩太后临朝,新党失势,旧党重新执政,他的良师益友司马光出任宰相,苏东坡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为政时机。但可悲的是他这一次仍未随上机缘,在同党之间仍然据理力争。这似乎是他从政的一个疏失,却又是一生最为闪光的一段记录,是最可珍视的生命表达。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岂不更好。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将其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话说
纵观苏东坡的诤谏之言,包括一些“闲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给人一种此生此刻有话说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位“在场”者,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灭的那份责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已经晚了半步。一个人天性如此,才能够随时保证自己“在场”。实际上他的“强势”感也不过是来自天性,这样的人从世上走过,是一定要发言的。时光匆促,机会稍纵即逝,对他来说每一次发言都是“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与冲动,既来自一次次的直觉和判断,也来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层的责任感,会让他坚持和重复,使他变得更为执着。这种执着充分表现于他对新党所倡导的新法的强烈反对,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双方对峙,互不让步,仗理执言,气冲斗牛。
新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锐利、透彻、毫不让步,足以抵消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与广博。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因为拥有了苏东坡这样的雄辩之才,显得声势愈加壮大,可惜最终仍未能挽救颓势。作为励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让一个积弱的北宋走向康复和强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压倒一切。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锐利的绝地反击,北宋王朝一定会走向末路。这对当政者来说当然是一种理性之思,对那些旧党人物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冒险,如果失败,必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颓败。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斑斓志》,张炜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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