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漫谈隐士文化

安徽商报 2017-11-19 10:21 大字

赵焰

隐士是什么?有前提,先要“隐”,得躲起来;再者,必须是“士”——不是普通人,也不是村夫野老,必须有官宦背景,或者是知识人,最起码具有“士”的精神和胸怀。一个农民,生活在山里,就无所谓“隐”,更谈不上“士”了。

早期中国隐士,似乎不是与政治,而是与信仰和哲学密不可分。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九十六位高士,排名前三的披衣、王倪、齿缺,就是因为想到生命的本质,想到人在日月山川里如孤鸿般无枝可栖,形若槁骸,心若死灰。这一个隐,是因为生命哲学,跟“三观”有关。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不食周食,虽然决绝,也颇有宗教精神,有世界观的成分。这些隐士,大约跟老子一样,有很高的智慧,看不惯俗世生活,也不喜仕途生活,所以要躲起来,走第三条人生道路。

孔子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布衣,却不算是隐士,因为孔子不甘寂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渴望自己的主张能施行于世。不过孔子不反对隐逸,提出“天下……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为士人的存在,给予了一种新的关怀。老子和庄子称得上是隐士。尤其是老子,写了《道德经》出了函谷关后,不知所踪,彻底地“隐”起来,谁也找不到他。庄子的隐,不是为“道不行”,而是为了自由和快乐。不过庄子的隐并不彻底,时常抛头露面,也时常跟官宦之人交往。有人认为庄子曾进入齐国稷下学宫,我觉得也是。庄子如果是彻底

的“漆园小吏”,肯定会湮

没,不会有那么多的

著作留存,也不会

有那么大的名

气。

中国历朝

历代,隐士蔚然

成风的,应属魏

晋南北朝。“竹林

七贤”中,有很多是

官和僚,不算布衣;隐也

是半隐,更接近于逸。

真正的隐士,是孙

登那样的人。孙

登随性长啸一

声,没想到青

史留名。魏

晋时期,士

大夫和文人

为什么纷纷隐

居,跟当时的乱

世有关,也与当时

的社会风气有关——时逢乱世,命同草芥,唯有以性灵和自由的追求,才相对有价值。当时很多官宦和知识人,只剩最后一条路,那就是投身山水,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

魏晋时最著名的隐士要数大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隐逸之后的生活,带有诗意和境界,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陶渊明还写有一首诗《归园田居》,诗中有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什么意思?是说狗在深巷中叫,鸡在桑树上打鸣。那时候的鸡,是可以飞翔的,可以飞到桑树上去吃桑葚。养鸡就在树上搭鸡棚,让鸡住在树上。陶渊明笔下的鸡,也比别处自由,像飞翔的大鸟一样。

长年居于乡野,能呆得下来吗?这就牵涉到隐士的本质了——有真隐士,也有假隐士。真隐士隐居不仕,并非天下无道,而是“以快吾志”。“吾志”是什么?是自由,是快乐,是逍遥。自尧舜时代的巢父、许由起,真隐士傲富贵、轻王侯、小天下,为的就是这个。五代末期的林和靖,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岛上的门童子即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相传二十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林逋诗写的极好。有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诗有逸气,有枯木寒林之感,形象如梦如幻,情深如痴如醉。非得是真闲情逸志,才会有此灵感。

明朝陈眉山,年二十九,焚儒衣冠,隐居小昆山之南,闭门读书,但仍与三吴名士来往,其中亦有高官豪绅。陈眉山诗、文、书、画俱绝,才高八斗,让当时无数才子望其项背。无锡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招他前去,辞谢勿往。大学者黄道周给崇祯帝上疏曾提到:“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

林逋的“隐”,是乱世中的修行和寻找,是真快乐,真自由。是真隐。陈眉山至情至性,挺然独秀,壁立万仞,既出入山林,又交往官绅,只是死活不出来做官。他的“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有坚守,有随缘。虽是“半隐”,也算“真隐”。

相比林和靖陈眉山,东晋时的谢安就是假隐。他的隐,是为了用。是见机行事,是伺机而动,是东山再起。这一个“隐”,是对着“显”的。“显”是庙堂,是主流;“隐”是民间,是非主流。人们选择非主流暂时渡过难关,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也是一种暂时放松的休养生息。

真隐和假隐,有时候并不是主观愿望,而是客观效果。最初是想隐,可社会风云变幻,高举大旗的头领到处招徕人才,便难隐下去了。姜尚之于周武王,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都是这种情况。天下之兴,用人之际,君王总是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隐士出山,都被重用。江山打下之后就不一样了,社会上到处都是蠢蠢欲动的人,朝廷要保千秋万代,要的是执行者,三分奸匿三分奴才四分老实人。太平盛世,人才不吃香,一旦隐居,假隐弄假成真,往往成为真隐,没有办法,只好一辈子隐下去了。

中国最著名的隐居地,是位居西北腹地的终南山。终南山为什么会成为隐士“天堂”,自然条件是一方面:皇天厚土,山川连绵,气势森然,奇崛幽邃;那种天然浑成的大宁静,让灵魂安抚。还有另外一方面:终南山就在长安边上,长安是“十三朝古都”。终南山离长安很近,隐士们一来可以迅速打探朝廷的动向,二来可以迅速地转换角色,一有风吹草动,换一件衣服,乘一匹车马,就可以朝起暮归,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应是在终南山写的吧?世间三昧,还得静中得。还有《终南别业》一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也是暗契真谛,颇有慧心。不管是真隐也好,假隐也好,人若能“放空”自己,毕竟是有好处的,内心的广大,是靠放空而获得的,以“小空”融入“大空”,其实是有限融入无限——正是终南山的“修道”,让王维放弃了“小我”:一滴水落入大海,个人融入了天地自然,山川之灵给予生命的滋养,浩荡无限。

隐逸是为了什么?为了本真,为了自由,为了快乐,为了三昧。三昧中,守志为真,快乐为善,自由为美。真正的隐,其实是追求和保全真善美。

隐逸,还有更高的追求。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像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都可以说是隐士。理学家主静,与隐士的生活情趣一致,讲究修身养性,讲究“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以邵雍为例,终身不仕,“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则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唯意所适”。邵雍的生活,跟陶渊明相似,不过他的初心,却跟陶渊明不一样。胸怀和口气都很大,仿佛可以盛下朗朗乾坤。“北宋五子”为什么隐?不是为了自由,也不是为了逃避,是为了探究天地之“理”,是为了天地之间的大学问。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理学即是连接,也是破题,破中国道统向何处去的题。理学不是一般的学问,它的初衷,是既想解决中国人的现实问题,也想解决中国人的信仰关怀问题。这一个学问涵盖的范围大不大?当然大。在理学家看来,理学固然是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之学,不过逻辑起点却是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周敦颐诗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荫。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理学家即是带着这样的气度量去架构这一个系统的,要求直接面对自己,心道合一,混然一元。

隐身于世,钟情于理。北宋理学家,达到了隐逸者的最高境界:将学问系统化为性命哲学,隐于山川,却一派浩然之气,圣贤气象。

南宋朱熹,同样如此。朱熹曾隐于武夷山中,以理学之起点为终点,不再向治国平天下迈进。所谓隐逸,其实是连天接地,在修身、齐家的意义上实践圣贤之学。

天地境界,气吞如虎,以为自己能够代言天地,知天、事天、乐天、同天,释天地之理。

天地境界,又以为顺其自然,日月同辉,自我消亡,天地消亡。人不再依恋自我,自我与宇宙融为一体。

宋明理学人士的“心”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天地境界,不事万物,油然于胸。自以为不仅可以装下圣贤思想,还可以装下山川日月、天地乾坤。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最高的一层,为天地境界,宋明理学人物,都是天地境界;或者自以为天地境界。

真隐不仅能得“大”,而且能得“小”,深谙山水、自然、人世“众妙之门”,或者说“三昧”。陈眉山有诗云:“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学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经史子集令人古。”

写的真好。其中语意,可反复摩挲玩味。晚明文人,儒释道打通之后,直觉和理性也相应接通,都有好的通感。人一“通”之后,由感到悟,顺畅无比,世间的道理,大大小小,都在形意之中。

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中国隐士,绝大多数,不像印度隐士那样苦行,也不像欧洲中世纪隐士隐匿在修道院中穷究物理。中国隐士最好的归宿,是融于山水,在山水中销匿小我。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法虽然有点“非逻辑化”,不过中国文化也因此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些不得意的、热爱自由的智者和仁者,仿佛受到了暗示和提倡,在美学与艺术的“亚宗教”里,找到自己的寄托。

隐者藏于天地。寻访隐者,也是古诗中一个常见的题材。贾岛去寻高士,没有见到,写了《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王维不愿见人,留下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东晋时名士戴逵隐于曹娥江上游,王徽之居于山阴,相隔甚远。一次夜里下大雪,王徽之醒来后打开窗户,命仆人斟酒。四处望去,一片洁白银亮,于是起身,慢步徘徊,吟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想到了戴逵,即刻乘小船前往,到了戴逵家门前,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徽之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见,不见;见到了,没有见到;去见,又不见……都是一种雅兴和风度,都可以成诗,都可以传为佳话。

隐士文化,是中国人的镜花水月,也是中国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密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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