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时敏：“无形之砥柱”的广安名人
翰林院子大门。
翰林院子复原了邓小平5岁读私塾时的场景。
嘉庆皇帝赐建的德政坊（重建）。唐明 摄
“大廷尉”原貌。（资料图片）
邓时敏回乡守孝时修建的宅院，当地人称“翰林院子”。马福 摄
嘉庆皇帝赐建的神道碑（重建）。唐明 摄
□苏明朗文/图
斯郡天宝蕴物华，此处地灵生人杰。协兴因诞生了一代伟人邓小平而扬名中外，人们慕名来广安，就是为了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小平同志的敬仰与追思。除了小平同志，协兴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杰出人物，他们有的是朝廷高官，获得过皇帝的褒奖；有的是早期就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在近现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人物，与小平同志一样，是协兴的骄傲，值得人们铭记。
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所著的《邓小平时代》开篇第一章写道：“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他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地主之家，这个村却为邓家一个亲戚邓时敏而自豪。”邓时敏在邓氏家族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人为宦经历过什么事？3月27日，“两江行”采访组走进协兴，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相关研究者和熟悉情况的老人，查阅了《邓氏族谱》等资料，对邓小平家族先祖邓时敏相关情况进行了发掘梳理。
小平家族世系代有显宦才俊
在中国的历史上，四川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研究历史的专家总结四川地区政治、军事、社会，得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结论。明清时期，由于四川连年战争，加之瘟疫、灾荒不断，人口锐减，朝廷号召移民，是为“湖广填四川”。在这个移民大潮中，有一支邓氏家族从江西吉安移居四川广安，从明代第一代始祖邓鹤轩到邓小平这一代，历经500多年，相传十九代。从邓氏家族历史看，该家族在广安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或为官，或务农，耕读诗书传家，代代都有显宦才俊，邓时敏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个家族也曾遭受苦难，细究邓氏家族历史，从这个家族曾两度入川的经历中可窥见一斑。
邓氏家族第一次入川，系广安协兴姚坪邓氏一世祖邓鹤轩入川。根据邓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时任兵部员外郎的邓鹤轩入川参与平定四川的战争；洪武十三年（1380），邓鹤轩奉旨携家眷从江西吉安府移居广安姚坪里（今协兴镇牌坊村）落户，是为一世祖。
兵部员外郎是多大的官呢？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其职权可能比科长略大一点”。实际上，据《明史·职官志》，明代兵部除主官兵部尚书、左右侍郎外，下分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每司各有郎中一人（正五品），职方司与车驾司下设有员外郎一职（从五品，后来，明正统十年增设武选司员外郎一人，弘治九年增设武库司员外郎一人）。综上，员外郎是比郎中低一级的官员，全称应是兵部xx司员外郎，其品级是从五品，比科长级别高多了。同时，现在广安多数资料对邓鹤轩入川的目的只是泛泛表述为“参与平定四川的战争”，是什么战争？未明确说明。笔者据《邓小平爷爷的童年》（徐鲁著，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明史》、《明太祖实录》等资料，四川、陕西在元末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明朝初年，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广安也有人以弥勒佛“惑众”，自称明王转世，煽动百姓作乱。邓鹤轩入川参与的战争当是平息此乱。
邓氏家族在邓鹤轩之前的历史，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战乱频繁，兵祸匪患横行，谱牒尽失，已不可考。在明代，姚坪邓氏繁衍九代，除第二、四世祖外，三、五、六、七世祖均有考取进士之人，第六、七、八世祖中有15人是士大夫，分别出任明朝的户部郎中、监察御史、按察副使、府教授、官兵马指挥使司等职。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八世祖邓士廉及其叔伯兄弟邓士昌均中进士。其中，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南永历帝朱由榔入滇缅，清顺治十八年（1661）秋，与其他四十一位大臣同时殉难。感其忠义，后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赐谥节愍。邓士昌字龙门，系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至浙江处州府知府，居官有为，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评价邓龙门为“此乃邓氏一大贤臣也”。
邓氏家族第二次入川，系邓鹤轩十世裔孙邓嗣祖从广东入川，为广安邓氏清代一世祖。这里面有一个曲折悲惨的家族故事。广安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广东海阳令，其子邓昉，系邓氏明代最后一代。邓昉于明末携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广东其父任上，行至广东高耀县三义河，遇到海贼劫夺，举家溺亡。所幸海盗中尚有良心未泯之人动了恻隐之心，认为不能让其族绝，遂将邓昉的两个儿子抛置岸上。此二子，兄为邓嗣祖，时年七岁；弟为邓绍祖，时为四岁。兄弟俩大难不死，嗣祖携弟一路乞讨，流落到一个叫伍家村的地方，有个伍员外收留了兄弟二人。邓嗣祖长大后，伍员外把女儿许配给他。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名为邓琳。后嗣祖在广东考学，得遇其祖父邓士廉故交之子李仙根（邓士廉与李仙根之父李定国同随桂王入滇缅同时殉国），李时为督学使者。李仙根告诉邓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示嗣祖蜀已太平，宜回籍。邓嗣祖和邓绍祖在粤28载，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回到故乡，承继家业，次年，生子邓琰。按照姚坪邓氏家谱，邓嗣祖为姚坪邓氏清代一世祖。
邓嗣祖的长子邓琳为岁贡生，清雍正十三年（1753）任四川中江训导。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琳六子分别为邓简临、邓道容、邓亮执、邓熙敬、邓豹别、邓时敏。邓琳学识渊博，其子学业有成，长子邓简临、三子邓亮执同榜中甲子举人；邓时敏更是高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大理寺正卿。
邓嗣祖的次子邓琰一支为二四房，其四子分别为：邓德溥、邓彦博、邓学渊、邓一泉。根据邓氏家谱，邓小平系邓德溥房十世裔孙。
从邓鹤轩直系第十三世祖（清四世祖）起，即从邓时敏一辈之后，邓时敏立邓氏字辈为“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应尔昌荣”，随后均按字辈取名。邓小平系“先”字辈，是邓鹤轩的直系第十九世孙。
入仕为官谦恭正直
查相关资料，邓时敏的生平情况大致如下：邓时敏（公元1710-1775），字逊斋，号梦岩，四川广安人。雍正十年（1732）四川乡试第35名举人，乾隆元年（1736）恩科二甲89名进士，次年三月授文林郎、庶吉士，十二月授编修，入翰林院，乾隆八年（1743）任江南宣谕化导使，升为侍讲学士，再升为通政司副使。乾隆十年（1745）升任大理寺卿，因父丧，邓时敏回家中服丧，期满又奏请在家赡养母亲，皇上允许。乾隆十六年（1751）冬，入京参加“皇太后万寿庆典”，授通奉大夫，升大理寺正卿。乾隆二十六年（1761），其母病逝，守制三年后，乾隆二十九年（1764），邓时敏返京入朝，官复原职。乾隆三十九年（1774），邓时敏告病还乡，次年卒于家中，终年66岁。邓时敏晚年育有一子，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其子亦卒，邓氏该房竟成绝嗣。
由于年代久远，笔者搜集到的邓时敏的史料不太多，梳理相关资料，邓时敏的经历主要分为入仕和居家两部分，其中反映其入仕为官的资料，以清代的诗人袁枚所作《大理卿邓公传》为主，该文收入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七；反映其居家情况的资料，以广安地方志书和邓氏族谱为主。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新齐谐》等，是清代诗人、诗论家。袁枚的多篇诗文曾收入现行大学、中小学教材，大家对其较为熟悉。那么，袁枚为什么为邓时敏作传呢？这里面就引出一段师生佳话。乾隆三年（1738），邓时敏奉旨典试顺天，即在北京主持乡试考试。顺天乡试，设主考官二人，一正一副，同考官18人。这次戊午乡试，邓时敏负责总阅卷，决定取舍，核定名次。邓时敏在担任顺天乡试考官期间，以选拔有才之士多而引人关注，其中最知名的是阿桂、袁枚。阿桂出将入相，袁枚虽官止于知县，但文章风采斐然，为清代一大家。旧时科举，同科选拔出的生员互称同门，对负责选拔的官员均自称门生，故邓时敏和袁枚有师生之谊，且袁枚对邓时敏非常尊重。据《小仓山房尺牍》载，在邓时敏回乡侍母时，袁枚写有一封《寄房师邓逊斋先生》信，赞其师“公才公望，圣祖深知”。这虽属套话，但于学生的角度，多少还有些真实意思在里边。袁枚59岁时，给邓时敏还写有一封信，说：“亲知寥落，家中惟有一母，朝内惟有一师，居恒夸耀于人，往往以之自负……”
正是这个原因，乾隆三十九年（1774）春，邓时敏时年65岁，准备告病还乡，起行前一月，他给袁枚写信，表达想让袁枚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意
思，原因是，回川蜀道大难，师生都慢慢老了，不一定会再见面，互相的生死音讯彼此都可能难以知晓，而邓时敏本人的情况袁枚最了解，故，欲让袁枚为其撰写墓志铭。袁枚在《大理卿邓公传》中自述，他接信后深感惶恐，生前撰写墓志铭不太符合礼仪，但是如果推辞，又担心不符合邓时敏想让他撰写墓志铭的本意，从而埋没邓时敏能够流传的贤能德行。但是袁枚又想到，为贤者在生前立传有先例，比如司马光（北宋名臣，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之于范镇（字景仁，四川华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进士，著有《范蜀公集》）就是这样，袁枚认为邓时敏与范镇同属蜀人，声望也差不多，他自己虽不及司马光，但是可以援用此例来评价先生邓时敏。
袁枚在《大理卿邓公传》中介绍了邓时敏为官的情况，认为先生公道正直，刚果严毅。邓时敏淳朴平和，待人温和而不骄傲矜持，但是在事涉维护道义时则非常在意，凝然不可阻挠。邓时敏任大理寺正卿，授通奉大夫，官至从二品。但是，元明以来，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法司会审，居大理寺之职者，被看做有职无权。但是，每年秋季会审，邓时敏都要费尽心思为冤案平反，还向皇上奏报，请求定夺，招致同事不满。同事的不满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袁枚表述为：“觉平林中参此直树，锄而去之乃善。”所幸皇上对邓时敏非常了解。由于年代久远，邓时敏参与审案的资料不多。去年，四川博物院特展部主任谢丹指导翰林院子布展，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找到了邓时敏主持复核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吴在国防鸟枪打死吴正才案”、“陈元避祸放鸟枪致死孙坪案”、乾隆三十六年（1771）“田二打手致死史典案”三件命案的珍贵资料，对研究邓时敏具有重要意义。
袁枚对邓时敏高尚品德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先生以万里孤臣，旁无凭藉，而能委蛇卿班，适来适去，卒全部名节以归”。邓时敏给袁枚的信中谦虚地说因为没有报答皇上之恩而惭愧，袁枚认为“建一议，理一事，此报恩之小者也”，而像邓时敏那样注重自己的身份，端正自己的行为准则，让自己的行为成为众人的楷模，这才是对皇上最大的报恩。并进一步评价邓时敏为“无形之砥柱，可以抗中流，挽风气矣”。
袁枚在《大理卿邓公传》文中，还高度评价邓时敏对官位以及名利富贵恬淡的态度。邓时敏30多岁时，数度升迁，大家认为他逐步升迁，可从容当到宰辅，而邓时敏却不顾念于此，回到家乡，侍奉母亲长达二十年。评价邓时敏做官潇洒，像归隐田园一般，而请求辞官回乡，就像脱掉旧木屐一样洒脱。
回乡侍母居家有为
邓时敏于雍正十年（1732）中举，时年23岁；乾隆十年（1745）升任大理寺正卿，时年36岁，已官至三品。因父丧，邓时敏回家中服丧，期
满又奏请在家赡养母亲，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母病逝，服丧期满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返京入朝，官复原职。期间，除乾隆十六年（1751）冬入京参加“皇太后万寿庆典”外，邓时敏在家的时间长达20年。在广安期间，他不止于侍亲，还为族人乡里尽心谋事，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一是主持修撰乾隆版《广安州志》。这引出一段翁婿先后修州志的佳话。李源长，广安州人，康熙年间岁贡生。康熙五十八年（1719）接替林矿任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知县一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离任回乡。邓时敏为其女婿。清雍正七年（1729），曹蕴锦（江苏泰兴县人，贡生）任广安州知州，第二年，得到州人王镛（岁贡生）所辑的一部《广安志略》稿本，阅后较为满意，便请李源长出任总事考证编次，再由州吏目马国龙（安徽太湖县监生）等人参与校订，从而纂成该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刊刻印行。此为广安州首创方志，该志共四册，分8卷，近10万字。30年后，清乾隆三十年（1765），陆良瑜（江苏吴县人，监生）任广安州知州，陆良瑜到任后，取首志披阅，知旧志版已毁，不得其全，乃欲修葺。其时，邓时敏正辞官归家，遂延请其重修广安州志，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成书。乾隆版《广安州志》是在雍正旧志的基础上，续编30多年史料而成，共四册，分十三卷，10余万字，设置图考、星野、舆地、建置、食货、学校、礼制、兵制、秩官、选举、人物、祥异、艺文等有关广安政治、地理、天文、人物、民俗等各个方面的记载。
据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李有毅先生介绍，李源长、邓时敏翁婿二人先后所修州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使广安的历史从此有了比较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记载，其中收录的图考舆地、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历史人物、艺文诗赋等等，是考证广安历史的重要史料，这是邓小平先祖对广安文化的一大贡献。这两个版本的州志均为孤本，仅见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收藏，非常珍贵，所幸市地志办多方衔接联系，已获得两个版本州志的影印本，此乃广安文化界、史学界之一大幸事也。
二是主持修建邓氏宗祠大廷尉。据邓欲治先生（曾任原广安县政协副主席）主修的《邓氏宗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邓时敏上奏回乡侍奉母亲，回到广安。此时期，正是邓氏家族鼎盛时期，宗族活动需要一个场所，于是邓时敏主持营建宗祠，祠名“大廷尉”，系邓时敏命名并奏请皇上御批的。考证其位置，位于现广安区厚街原广安县公安局内。该祠建筑为穿逗结构，雕梁画栋，共二进，清明会时可置席100余桌。祠堂大门为硬山脊，“大廷尉”的匾牌镶嵌在门楼上。祠堂正殿神案上供有邓家先祖牌位，正殿左右门柱上对联为：明月东汉家声远，望众南阳世泽长。
大廷尉这一建筑现已不存，研究邓氏族谱，推测该祠毁于1930——1940年代。相关族谱记载有数次邓氏族人集股办清明会的事例，可考大廷尉有完善的管理班子。如上世纪民国初年的宗
祠领导，是“凭族众议”，选出元聪、孟津为正副会长，文明监理。邓文明，即邓小平的父亲。
除营建大廷尉外，邓时敏宗族活动还有为大坟坝（今广安四九滩电站一带）的邓家祖坟“公刊立碑”，举行隆重的清明祭祖。据邓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每到清明之日，“有数百人挂扫祖墓，演戏祭祖，显荣何等”。
三是捐修古刹朝阳寺等寺庙。邓时敏少时聪明好学，其族叔邓琰送他300挑的田地（约合60亩），作为学习费用。其时有邓轮隐居朝阳寺授业。邓轮，字辆仙，贡生出生，人称“广安邓辆仙，文明冠蜀川”。少年邓时敏在朝阳寺师从邓轮学习经史子集，对此寺当熟悉了解，其回乡后，遂捐建了朝阳寺。据清顾怀壬修《广安州志·名胜志·寺庙》载：“朝阳寺，邓时敏廷尉募修，有前殿存。”除朝阳寺外，据州志载，邓时敏还主持募修了云峰寺、伏龙寺、大觉寺等。这些寺庙今已不存，其位置也不可考，但是，邓时敏热心公益，从中可见一斑。
品高德范泽被后世
邓时敏于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家中，终年66岁，距今已200余年。作为广安历史上的一个名人，他留下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对后人仍然产生深远影响。
邓时敏为官正直，品性高洁，效忠朝廷。清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其功德而赐造神道碑和德政坊。神道碑距邓小平故居约500米，碑高约5米，碑石上竖正书“诰授通奉大夫大理寺正卿邓公神道”。碑两侧分别立一望柱，云龙雕刻，造型甚美。柱顶分别雕刻蹲立石狮。此碑在《广安州新志·金石志》上有载。遗憾的是，原碑在“文革”中被毁。此碑于2000年重建，2003年3月修复完善。离神道碑约100米处的牌坊叫德政坊，现协兴镇牌坊村正是因为这座牌坊而得名。原牌坊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所见牌坊于2002年8月在原址按原牌坊形制复建。牌坊高12米，宽10米，四柱三间，三重檐，中脊有镂空雕饰，两端有鸱吻与坊盖翘首对应。中门横跨宽4米，两对抱鼓石上分别刻有“双狮滚带”等多种浅浮雕图案。中门上方横额上正书“德政坊”、“功勒金石”。两侧门较之中门略低、略窄，门上镶嵌石板，石板上透雕各种花卉图案，并书有“恭谦”、“正直”、“咏仁”、“讼理”。四根方形枋柱竖立于地面四块长方形整石之上，枋柱上分别镂刻楹联：“宏扬法典千秋伟业，造福黎民一代名臣”、“敏思勤行盛德若愚，为善最乐诗书传家”。楹联和横批都是邓时敏一生功绩与德行的写照。现在，神道碑和德政坊成为邓小平故里景区重要景点，供游客瞻仰。
在邓小平故里景区北门附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是为翰林院子。据记载，清乾隆年间，邓小平先祖邓时敏告老还乡后，入住乡居。后来，人们把邓时敏起居的地方称之为“翰林院子”。邓时敏仙逝后，邓氏族人把翰林院子辟为学馆，希望为邓家培养出出类拔萃光宗耀祖的人物，于是办起了姚坪里（今牌坊村一带）第一所私塾。邓时敏逝后100多年，一个邓姓后裔入翰林院子发蒙读书，这个叫邓先圣的少年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他，就是邓小平。小平同志曾两度改名。他5岁入翰林院子发蒙读书时，学名邓先圣，私塾老师邓俊德认为“先圣”对孔夫子不敬，便改邓先圣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达之人。邓希贤这个名字，小平同志一直用了20多年，后来因革命需要才改名邓小平。2014年，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期间，广安市对翰林院子重新布展，突出对邓时敏的介绍，并设置了私塾文化、科举文化、翰林文化专题介绍。指导翰林院子布展的四川博物院特展部主任谢丹女士说，在翰林院子内专门用三个房间来做翰林文化展厅，这是我国目前首个专设翰林文化的展厅。翰林院子是邓小平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改名的地方，随着邓小平故里景区影响进一步扩大，翰林院子将迎来更多的游客。
行笔至此，记者感到，我们今天研究邓时敏，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他保持高洁的品德，不惧同僚嫉恨，不从于俗，不同流合污，让自己成为众人的楷模，对一个社会来讲，他的确起到其门生袁枚所评价的“无形之砥柱，可以扼中流、挽风气”之作用。这种品行，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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