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

眉山日报 2020-09-27 06:59 大字

四、利用《洪民报》开展进步宣传

《洪民报》是民社党洪雅县党部主办的小报,创办于1948年春,至洪雅解放前夕停刊。《洪民报》创办后不久,共产党员白瀑、罗英根据雅乐工委的指示,先后打入该报担任编辑、总编辑,巧妙地利用它来传播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筹办建立《洪民报》之初,民社党执委罗奎武就约罗英担任主编。罗英将此事在党内作了研究,认为民社党办报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争权夺利,但党组织可以借此舆论阵地隐晦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于是,他将这一想法报告给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陈俊卿同意了罗英的意见,并指示罗英,在担任该报编辑时,不要随便改变报纸的反动内容,以免暴露自己;给副刊写文章,也应写点灰色的东西;可以利用地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其丑恶嘴脸。罗英先向罗奎武推荐白瀑到《洪民报》担任编辑。同年7月,罗英接替白瀑任编辑;不久,又被委任为总编辑。

罗英担任编辑、总编辑后,《洪民报》逐步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五日刊、三日刊。该报除刊登新闻、评论外,也刊登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在“维护”民社党党义的名义下,罗英主要转载一些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文章,以此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

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民众看到革命的潮流和希望。该报曾在《中共内幕》一文中反映,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很快,随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其中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三国际澎湃的潮流,很快就波及我国。国内外马克思学术研究团体像雨后春笋,周恩来等在法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夏曦在湖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董必武等的文社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民国10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成立了,经过长期的颠簸,终于随着时势的激进,今天站立起来了”。

报道国共和谈的消息,让人民看清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备战的嘴脸。1949年3月23日,罗英以“洞初”笔名发表文章指出:“最近政府改组新阁,战争比和谈的空气更浓厚”,“首先拿裁军来说吧,前院长计划由630万人减少到320万,时至今日,人数不惟不减少,反来了个庞大的扩军计划”,“政府透露新阁(何应钦)是‘和平内阁’,却被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和平人士,甚至张治中拒绝参加,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新华社则认为何应钦仍是蒋总统的亲信,话中似有换汤不换药之意”。

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让民众坚定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由于国民党对新闻实行严密的封锁,人们要想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是很难的。《洪民报》除转载国民党报纸和外电报道的有关方面的消息外,罗英等人还凭借《洪民报》新闻单位的名义,常去田粮处利用他们的收音机(洪雅县城内唯一的一部),收听新华社的报道,然后在《洪民报》上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把消息传播出去。据现存的33张《洪民报》统计,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有13条。如民国38年4月11日载:“镇江对岸高桥共军200多人架浮桥,企图渡江”,“中共加速准备,提前渡江”。4月25日载:“共军下令渡江,政府迁都上海,英舰被炮轰”。5月25日载:“共军突破上海防线,高级官员乘机它去”。6月11日载:“共军包围青岛,上海开始兑换人民券。”

宣传“五四”运动,号召青年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1949年5月7日,该报刊登的社论《漫谈五四运动》,从正面评价了“五四”运动的进步作用,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再来一次“五四”运动。社论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使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奴化政策下解放出来”。“它给被束缚、窒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希望”。“‘五四’运动为了促进启发人民的觉醒,产生了深入民间的普罗文艺”。“五四”运动“广泛地激起了‘为人的斗争’这伟大的前提下,政治、经济、文化才能繁荣进步,而不致扼杀”。社论还提出了“文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二者互为因果”的观点。社论最后写道:“‘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直到今天我们仍须争取民主和科学,我们要保留先烈者留下的辉煌遗产,不要忘记这伟大的日子”,“我们再来一次新的‘五四’运动”。

揭露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令”仅仅是束之高阁的空谈。民国38年8月16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如何彻底实行二五减租》中指出:“北伐至现在,无时不在闹‘安定生产’、‘防止土地集中’,也无时不在闹‘二五’减租,而其声浪之高入云霄,则以近两年为甚,但闹了闹,做了做,几十年来问题仍搁在荒芜的沙滩上,农民得到的到底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该报9月30日社论又指出:“二五”减租,在地主方面“不是把斗升加大,就是同农民算旧帐,把历来如数补清,借此相抵”;在农民方面“被谣言所动摇,而疑心今后政府或有收回成命之可能,因此早就把租谷押去了。”

报道国民党币制贬值,经济崩溃,农村遗产,民不聊生的消息。1949年4月15日,该报刊的社论《从五千元钞出笼说起》中谈道:“五千元钞——露面了,而传说中的一万元和十万元钞票,则正在赶印中”,“钞票面额激增的情况下,敏感的物价,似乎不甘示弱”,“不惜一日数涨,一涨数倍!中国经济往哪里去——任何人也感到悲观和失望!”1949年8月29日,该报在社论《饥饿的农村》中写道:“天灾水患年复一年的摧残着农作物,整个农村经济彻底崩溃,元气完全丧失”,“贫苦人民,被迫走上了饥饿的道途”,农村“面临一片荒凉,——因为那里,听到的是啼饥号寒之声,所见到的是卖妻儿之事!”“上月炳灵乡已饿死50余人,桃源饿死20余人,高庙则有饥民千余人嗷嗷待哺”。

报道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舞弊、拉丁派款、欺压百姓的罪行。1949年9月1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写在征实开始前夕》中写道:民国38年的征实又开始了,各乡粮官在金色的谷粒中弹冠相庆。考之历史“从稽征员到收储员,其贪污之行为,及贪污之数字的庞大,实在令人咋舌,而其手段之高明,可以说神鬼也难知道。俗话说:‘为政莫如从粮,从粮莫如当仓’,自征实到而今,有很多例子”。粮官们“搞肥自己,伤了人民的事情太多了,粮官,原来是不良之官。”民国37年12月,该报以《征粮急,征丁更急》为题报道:“省政府有关征丁征粮文件雪片飞来”。民国38年8月22日,该报以《摧马路米急如星火,农户小民涕泣喊天》为报道:“正是青黄不接之际,人民闹饥荒,保甲长以饱私囊,催收马路米很急,逼得农户小民涕泣喊天”,连“破被旧衣”都典卖了。

宣传民主,宣传思想解放。该报1949年3月7、8日社论《死的拖着活的》,5月7日的社论《漫谈五四》,6月6日社论《论乡源》和6月20日的社论《思想和行动的桎梏》等,都是宣传思想解放的。如《思想和行动的桎梏》一文中写道:“三千年来,诸子百家的传统观念,浸满了整个国土”,“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观念。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一贯主张清神生活,独与天地往来,无为而治”。土匪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其危险的主张是‘成则为王,败都为贼’——利用一切,败坏一切,渗透一切”。社论还指出:“有很多达官贵人们”受了上述思想影响,“但我敢说这种思想将被消灭,人们的灵魂将被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在开展进步宣传的同时,党组织还利用《洪民报》配合城区党的工作,声援了洪雅师范校的罢课、罢考斗争。1949年4月,共产党员吕永弟在洪雅师范校团结广大师生,开展罢课、罢考的斗争后,罗英等当即组织人力撰稿,除在《洪民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校长携款息影蓉城,师生断炊群情鼎沸》的文章外,还在以后每期的增刊上声援师生们的正义行为,揭露校长的贪污腐化,从而震动了洪雅县城,使学校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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