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鲁迅对乡土的双重言说
□周淑红
鲁迅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在书写乡土时总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揭露和对腐朽的封建传统的深刻批判,一方面又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无法还乡的精神漂泊感。这两者构成了作家对乡土的双重言说,《故乡》正是展示了这种双重言说的一个典型作品。
“乡土小说”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作者的身份和视角:乡土小说的作者都是侨寓城市、远离乡村和故土,依凭回忆和想象对乡土进行描绘和言说的,是一个“异乡人”“旁观者”。这样的状态,使得作者和笔下的乡土世界的关系十分微妙,带有隔离感和撕裂感,其间隐含的作者的心境复杂幽微。乡土小说的题材内容自身带有散文化、写意化的特质,使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叙述对象上,容易忽视作者的立场、态度和心境,但这正是需要重视的、解读乡土小说的关键之处。
站在启蒙立场上的乡土小说作家普遍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乡土上存在的愚昧落后和丑恶黑暗,并自觉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又自然地带有寓居异乡的漂泊感,对这片乡土存留着挥之不去的眷恋和追忆。这种矛盾心态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
作家在其作品中并非经常明确地出现,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隐匿的在场者”潜藏在行文之间,这种微妙的矛盾感也就不甚明晰；而当作品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时候,作者的形象则借由叙述者从幕后走向台前,这种感觉的存在也就变得更加具体鲜明。《故乡》即是以第一人称“我”,一位久别返乡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叙述的。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管窥到那些以启蒙理性姿态进行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们面对笔下的乡土世界的矛盾心态,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启蒙知识分子作家的一个缩影。
“我”久别故土,再次回乡时,心境是复杂的。对眼前之景,有诸多失望与不满,故乡已然不是记忆中的模样,破败萧索,没有丝毫活气,“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印象,没有言辞了。”在回忆中,这片乡土的样貌已经模糊不清。在远离乡土的同时,实际上乡土也将自己排除在外,成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产生了天然的隔膜。封建和落后支配着这片土地,让它失去了生气,压抑着这里的人们,让他们变得干枯、丑陋。“我”拜访故人,昔日天真淳朴的儿时玩伴闰土已然变得愚昧麻木,见到自己竟不住地叫“老爷”,奴性毕显,让“我”痛心又悲凉；豆腐店原先年轻漂亮的杨二嫂,也变得尖酸市侩,面相和身形都变得刻薄,“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还对“我”恶意揣测,出言中伤,这让“我”哀叹人心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
同时,“我”又无比怀念与少年闰土相处的美好回忆,依然深深眷恋着童年那个充满欢乐和活力的故乡。金黄的圆月、明亮的银项圈、灵活健壮的少年、各色的鸟雀、五彩斑斓的贝壳……儿时的故乡在“我”的回忆中满是鲜艳的亮色,是“我”漂泊在外心灵的依归。如今变得苍黄、灰败、萧索,再也回不到旧日那个故乡,今昔对比,让“我”产生了浓重的悲哀和漂泊感。
昔日的纯真美好与如今的破败陌生,交叠成一个对乡土的双重言说,寄寓着作者矛盾的态度和复杂的心境,隐藏着作家本身的自我拉扯。首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者痛心乡村愚昧落后、死气沉沉的现状,深切地批判了根植于传统土地上的国民劣根性,这是身处启蒙立场的必然结果和社会责任感驱使的自觉追求。同时在这失望和批判的背后,也寄托着浓浓的乡愁,潜藏着回乡的强烈愿望,这是作者作为一个“地之子”,与传统难以割舍的紧密联系。但这愿望已经无法实现,回忆中的乌托邦已经破碎,现在的故乡已然变成一片笼罩着苦恶阴影的土地,变成了陌生的他者。
这样的双重言说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之间相互纠缠和对峙的复杂状态,作者代表着乡村居民们所陌生和排斥的城市文明,因而处在与他们天然对立的立场、甚至是潜在的威胁。闰土当下的状态,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压迫和折磨,才让他“苦得像一个木偶人”。而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秩序、导致了故乡的破败的恰恰是以“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为代表的现代性进程。作为具有现代性的一方,作者自然而然地与故乡的一切隐隐地对立了起来,导致闰土的畏惧和恭顺,杨二嫂的刻薄与敌视,故土的远离和隔膜。这是一种无奈的疏离,是被排斥而无法回归,在作者揭示乡土之腐朽愚昧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和精神的漂泊。
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必定会试图用现代理性精神摒除传统的乡土文化愚昧落后之弊端,而他自身又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不可能站在完全客观、对立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启蒙之不完全,传统之不接纳,使他变成了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
和鲁迅一样,其他作为启蒙者的作家也面临这样的矛盾:作为知识分子,对乡土苦难的描绘、对愚昧的揭露和批判,是他们坚持的原则,是理性认识的结果；而作为普通人,对故乡隐含的怀恋,和对自身漂泊状态的无奈之感,是无法割舍的游子心态,是情感的自然驱使。尽管那一片乡土聚集了丑恶与苦难,但仍是割舍不下的曾经成长的家园,作为自身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割裂,也不会绝对对立。这使得他们时常处在自我相悖的尴尬语境里,批判与依恋、背离与盼归同在,笔下的乡土世界也呈现出集苦恶地与桃源乡为一体的双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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