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弘 马识途 百岁“国共兄弟”同忆抗战
马士弘晚年笔耕不辍。
9月18日，马识途在家里侃侃而谈。陈羽啸 摄
马士弘的弟弟马识途写下了《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等文史留芳的巨著。鲜为人知的是，今年刚满百岁的马识途，虽未像哥哥那样直接上战场杀敌，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组织过抗日敌后工作，在南京、武汉等地亲眼见证了数次惨绝人寰的日机大轰炸，曾向支援中国的美军空军士兵宣传过共产党的抗日路线，还担任过战地记者经历了九死一生……
今天，在9月30日首个“烈士纪念日”前，马识途随他的哥哥一同开启了属于彼此的抗战回忆。这对传奇的“国共兄弟”都曾为抗战献出了自己的青葱年华。时光荏苒，两位百岁老人都在成都安享天伦之乐，但他们都共同表示：“如今虽是太平盛世，但我们在浸沉于国富民安的和谐氛围时，也不能忘记国耻，应提高千百倍警惕，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编者按
今年是抗战胜利69周年。9月21日，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周末版重磅推出“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
开篇报道，我们独家专访了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哥哥马士弘。104岁的老将军马士弘，是成都目前健在的、最长寿的正面战场抗 战 老 兵 。 从1937 年 到 1945年，马士弘和日寇打过大大小小20多场战斗，屡立战功。
上期专题刊发后，引发了读者对抗战老兵的高度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等上百家网站转载了马士弘的传奇人生。
其实，马士弘打鬼子的故事其实还未摆完。本期“最后的抗战老兵”中，马士弘继续上期话题，讲述当年经历过的那些惊险激烈的战斗，还首次披露了他亲眼见到的日军兽行。
【马士弘篇】宜昌会战 炸油库点燃日军炮艇
1940年，日军分两路西进，一路由荆门经当阳南下，一路由江陵沿江西进，直逼拱卫重庆的宜昌，宜昌会战正式爆发。
那年，陈诚在宜昌的三游洞组成临时指挥部，紧急调动18军到宜昌前线。马士弘所在的18军18师由重庆码头分乘轮船，急赴战场。
对74年前那场会战的经历，104岁的马士弘记忆异常清晰。他说：“我们师指挥部就设在镇镜山的高地上。日本人先用飞机侦察，接着水陆并进，迫近宜昌城。我受命将师部直属工兵营、警卫连、侦察连、机炮连组成一个战斗突击队，我担任队长，工兵营长谢真勋担任副队长。我们兵分两路，由我和谢真勋各率一部分，阻击日军。”
马士弘指挥的战斗突击队很快就在小溪口、洋义路与日军遭遇，双方激战。日本炮艇在水上向马士弘的部队炮击猛攻，形势十分紧张。马士弘说：“虽然日军攻势很盛，但被我们的火力牵制着。谢真勋的那支部队乘势在另一边将洋义路江边的美孚油库炸了，火光冲天。正好江上起了大风，火势更猛了，日本炮艇也着了火，大乱。我们两路夹攻，很快收复了谭家铺、古老背等军事要冲。”
战场上的攻守之势是在变化着的。又过了一天，日军增援部队赶来，与之配合的日机投下大量燃烧弹，增援上来的1000多日军又来抢夺阵地。
中国军队仓促应战，缺乏重武器，炮兵团也没有跟上，马士弘的部队显得被动起来，谭公山再度被日军攻占。马士弘说：“战斗进行得很是悲壮，（我们）与日寇在宜昌城内展开巷战和白刃战，很多人战死了。剩下的人继续坚守，没有接到命令，一个人都不退半步。举目所见，都是鲜血，十分惨烈。”
直到深夜，18师师长罗广文下达命令，阻击任务已完成，马士弘的突击队才趁着夜色渡江撤退。
见证暴行 百姓被倒挂树上烧死
1943年底，马士弘参加了旷日卓绝的常德会战，他当时是西面侧翼兵团18军18师53团三营营长。
当年12月，马士弘布防澧水新安，参加这一地区对日军的围歼战。他率部队炸毁青泥潭、石子滩大桥，与日军发生了两次战斗，毙伤敌骑兵永井中队30多人。马士弘说：“在这场战役中，最令我愤怒的是日寇败退时的暴行。”
日寇在常德败退时，杀害中国平民8000多人，还在常德毛家滩投放“鼠疫”细菌，造成该地区1000多平民死亡。当年11月中旬，马士弘所在的53团奉命由奇元寺渡过澧水，向澧县西北一个小镇河口前进。
“镇上青年男女，在日寇来临前躲进山里，还有七八个小脚老太婆和一小女孩没有走。日寇进镇后，强迫太婆们煮饭。日寇没能找到粮食，就将房子里所有的器具打烂，还迁怒于太婆们，强行轮奸致死。一个太婆反抗，奸后弃尸街中，赤身露体，肚腹被挑破，肠肝流出。小女孩也没能幸免，惨不忍睹。”亲眼目睹日军所犯下的兽行，马士弘气愤难当，叫士兵协助回家村民将尸体一一掩埋。
还有一次，有10多个散逃的日军牵一条狼犬，经过红石碥时，看到一农家有牛，就直接用刀割去牛腿肉。一农妇看到，于心不忍，想拿菜刀放牛血，让牛快点死去，少受罪。日军不准，农妇就骂，日军夺过菜刀，在她大腿部割下一块肉喂狼犬，还鼓掌敲饭锅取乐。
这时，马士弘的三营一连赶到，日寇听到枪声遁逃，农妇哭诉日寇的罪行。“排长周奉三气极，率全排追约三里，将日寇数人和狼犬击毙。”
还有一个惨烈的画面，马士弘至今还记得。“12月13日，我营追敌寇至新安江。渡江时，不时见死尸从上游漂流下来，大多是赤身妇女和死猪、狗，可知日寇在常德附近对我无辜群众的暴行。过江上青泥滩公路附近时，远远就看见路旁松林大树上倒挂着男尸，我们找到附近一老农询问。老农说，十几天前日寇经过这里，进村入屋找花姑娘，有个日本兵见一病妇卧床就扑上去施暴。病妇丈夫从外面进来，抄起柴刀猛力将日本兵砍死。等他拖出尸体想要抛藏粪坑时被发现，其余日寇立刻捉住农民，先痛打一顿，再用粗铅丝穿入一只脚踝，倒挂在树上，然后点燃稻草粑，在头部下烧燎，活活将农民烧死了。”
马士弘说：“这几例日寇暴行，仅仅是这一战役中的冰山一角。其他地区战线，恐不逊于我的亲历。”
马士弘还说：“当年日寇在我国土内一桩桩的暴行，闭目一思，犹如电影般，一幕幕地重映在我脑海里。日本强权尚武的‘武士道精神\’，是产生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去拜鬼，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其军国主义侵略思想，重新抬头，我们一定要警惕！”
三条战线 父子三人齐心同抗日
1939年春节，马士弘的弟妹侄女们读书放寒假，由成都回来，在马士弘父亲马玉之任县长的洪雅团聚。当时还有由忠县老家来的大哥大嫂，阖家老小10多人团聚在县府家中欢欢乐乐吃年饭。
马玉之突然感叹道：“此时不知老三、老五他们在抗日前线情况如何？”顿时，全屋戛然寂静。在洪雅县小教书的马士弘妻子沈淑芬最先落泪，随后老母亲也拭泪不止，家人们都含泪劝慰。
马士弘说：“当时我所在的师正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平江、汨罗江布防，与日寇展开阻击战。我的这个春节是在争夺江防激烈战斗中度过的。我的五弟马识途，于193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抗日活动，在当年南京沦陷前撤退至武汉。由董必武介绍他和他的女朋友刘惠馨到黄安七里坪中共党训班学习后，调到武汉作工人工作。武汉沦陷前撤退至鄂北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当时正在那里工作。我们兄弟二人都在参加抗日活动，是一个目标，两条战线。”
大家所称的“国共两条战线抗日”，在马士弘眼中，其实应是三条战线。马士弘说：“另一条战线是在后方。”以马玉之为例，他一直在后方关注着抗日战场。1939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前线急需兵员时，省里下达第一批征调兵员，洪雅为80名，要求5月上旬集中。马玉之督促兵役局按计划开展征调，并亲自下去抽查保甲有无违法行为，准许民众直接指控，严惩买卖壮丁的行为。经过宣传发动，到4月初就完成80人的指标。
在新兵欢送仪式上，马玉之慷慨激昂地说：“凡我中华儿女，抗日救国，乃应尽义务。我也有两个儿子，正在抗日前线。希望你们学好杀敌本领，开赴前线奋勇杀敌，为死难同胞报仇，为家乡争光荣，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马识途篇】亲历轰炸 下决心走上抗日战场
2014年9月18日下午两点过，成都全城各处拉响了刺耳的警报汽笛。家住指挥街的马识途也听到了，他说：“不知是为什么，我一听那一长两短的声音，就下意识地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抗战时期常常听到的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意味着日本飞机将要来临。轰隆隆，罪恶的炸弹将要从天而降，血肉横飞的灾祸，就将落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了。这个记忆太深刻了，这是永远去不掉的……”
马识途在刚出版的回忆随笔《百岁拾忆里》写道：“从1937年抗战爆发，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止，我在南京、武汉、襄樊、老河口、宜昌、恩施、万县、乐山等地，特别是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大城市，以及我走过的某些县城、集镇和我曾经去过的鄂中前线，日本飞机的阴影总是笼罩在我的头上，躲警报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多次遇到日机轰炸，死里逃生的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第一次我尝到日本飞机轰炸味道，是在刚开始抗战的南京。”
1937年8月，马识途在南京中央大学上学。一天上午，防空警报忽然拉响，当时很多人还没经历过轰炸，都很好奇。“我和许多同学一样，顺楼梯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看热闹。我们也不了解宿舍隔壁就是中央军校，这正是敌机轰炸的第一个目标。突然看到从飞机尾巴上落下炸弹来，在太阳下闪光，有人还在开玩笑说：‘看飞机拉屎啦。\’就听到隔我们这栋宿舍不远的军校操场上，火光冲天，像炸雷般响了。同时，还看到机枪子弹一串串地从操场上像炒豆子一般叭叭叭地一直爆炸到我们宿舍楼顶上来。这显然是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扫射过来的。幸喜没有打到人，可是我们都吓得挤着叫着飞奔下楼顶，回到自己的宿舍房间。”
马识途说：“这便是日本侵略者给我上的第一课。这一课使我下决心放弃学业，走上抗日的战场。”
战地历险 小战士帮他死里逃生
1939年初，日军想要侵占整个鄂北。马识途当时在鄂北枣阳担任县委书记，那里靠近前线，他的任务是领导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等日军打过去后，在那里展开游击战。
马识途说：“当时我还在胡绳主编的《鄂北日报》兼任战地记者，给报纸写战地通讯。我常常到随县前线去采访，了解情况。这里属于第五战区，驻守在那里的主要是广西和四川的部队，他们都打得很英勇。”
有一次，马识途在前线采访，眼见一场大战将要展开，他坚持要到战壕里去采访：“那些战士见到我，说一般记者到前线，到师部最多团部就回头了。现在战斗就要打响，我居然敢到战壕去，十分高兴。我多少也有点得意。”这时，日军大炮开始不停地轰击前线，弹如雨发，日机也频繁地飞来轰炸。马识途亲眼看见一串串在太阳下闪光的炸弹在战壕前落下来，巨大的爆炸使得他不得不躲藏在战壕里。
采访结束，前线的战士和这位勇敢的战地记者依依惜别，有个战士送给马识途一件缴获的日本小国旗。收下日军国旗的马识途跟随前线一个通信兵返回师部，没想到日军新一轮的炮击又开始了。
小战士把马识途拉着跳进一个才爆炸过的弹坑说：“这里比较安全，我们蹲一会看看。”马识途想到处在落炸弹，怎么说这里还安全呢？小战士解释说：“刚才落过炸弹的弹坑，不会马上又一颗落到这同一个弹坑里来的，新落下的炸弹总要有个距离。”
他们躲了一会，周围落下不少炸弹，但一颗也没有落到他们躲藏的弹坑里。后来，小战士拉着他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弯弯拐拐地穿越火线成功脱险。马识途感慨地说：“这个小战士教我死里逃生。”
宣传抗日 与美兵结下世纪友情
不久前，马识途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有识之士通过文艺的形式，将抗战时期美国志愿援华空军“飞虎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友好往来搬上银幕，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正能量。马识途之所以发出这个倡议，和他在抗战时与几名飞虎队队员结下的深厚友谊不无关系。
上世纪40年代初期，马识途在昆明就读西南联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里碰到两个美国兵，他们正在寻找介绍华北敌后抗战情况的书。马识途说：“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飞虎队飞行员，他们在美国总是听到和看到报刊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游而不击，现在到中国来了，想现场了解一个究竟。可他们在昆明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所以想阅读介绍敌后抗战的书。”
马识途把西南联大一些进步同学介绍给美国兵认识，他们既了解华北敌后抗战的情况，又都会英语。马识途说：“我那时担任着联大的地下党领导工作，我们的确有不少的进步同学，其中有好几个就是党员，可以担负这样的工作。回学校后，我向上级云南工委请示得到同意后，我和七八个同学便参加这个国际统战工作，和那几个美国兵建立了定期的联系。”
几乎每个星期天，中国学生和美国大兵都会约在一起喝茶或咖啡，他们之间的聊天，其实也间接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我们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特别是华北敌后抗日情况。有时讨论，甚至争论。我们把《新华日报》和《群众》以及其他报刊上有关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来，送给他们看。他们很高兴，他们说这才知道了真实情况。他们把有的译文，还寄回美国，给他们的家人读，有的还送到美国出版的《新群众》上去发表了。”
抗战胜利前夕，几位美国大兵中的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曼、埃德尔曼·杰克奉命调回重庆工作。这时，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们很想和毛泽东见一面。他们和马识途等地下党同志相熟，通过昆明方面的穿针引线，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了3位美国大兵。
马识途说：“中美正式建交后，3位美国老兵在美国开展中美友好活动，找到了我们，和我们又不断地友好往来。他们也两次来成都看我，并且到重庆参观红岩博物馆时，看到了他们和毛泽东一起照的照片挂在墙上，十分高兴。他们还为博物馆改正了说明。”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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