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梨园旧梦 ——看戏与演戏的成都女人 龚克 彭璐
龚克 彭璐 撰文/供图
清末人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说：“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不过清末民初，她们经过艰难努力，才享有去公共戏院看戏、与男观众同场看戏的权利；女艺人登上成都舞台并大放异彩，则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
女宾到处最销魂
清末成都人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
之前，女人还不能进茶馆等公共场合喝茶看戏时，只能在自己家里看“堂戏”（富庶之家在婚嫁喜庆时请戏班到家里演戏）。然而，庭院的重门挡不住女人们走出家门看戏的渴望。某日，有几个打扮时髦、略施粉黛的成都女性偷偷溜进西糠市街广东会馆看戏，后被警察发现，“请”出会馆。又某日，古中市街山西会馆的隔壁，一位红衣女子爬上自家围墙看会馆演戏，引起众多男性看客的集体关注，他们纷纷向她投以鲜花，报以掌声。慌乱中该女子从墙上摔下，身受重伤。再某日，一年轻女子扮男装，与三位男性朋友入茶馆看戏，但未能蒙过警察的“慧眼”，被带到警局讯问。（见于王笛《茶馆》）
因而，当清末民初成都出现公共戏院的时候，女人们不再满足于看“堂戏”，更渴望去观者云集的戏院看戏，打破深居简出、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戏曲故事中美好的爱情也可以填补她们现实生活的空白；在戏院还可以收获陌生男人火辣的目光。
成都男人也在公共戏院期盼着这些贵妇千金。他们常说：“看戏哪里有看女人巴适哦”，“戏常有但看戏女人不常有”。茶馆戏院的老板更是盼望这些女宾的光临，能招来更多男性看客。
当时的成都警察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妇女看戏被卫道士们指责为“有碍风化”，他们维护戏院秩序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因此而加大，但另一方面，女人看戏使得戏院票房倍增，警察部门能征收更多的戏曲捐税。更何况，这些年轻警察，也可以近水楼台，多瞄一瞄富家太太和千金。
因而，20世纪前30年，成都的女人、男人、卫道士和警察之间，就女人该不该上戏院看戏，以及女人能不能与男人同场观剧，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较量。
1906年，成都第一家商业性戏院可园开业。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戏院不敢让男人和女人同台观戏，只在每月初二、初五、初八开设妇女戏曲专场。此举仍引来许多成都男人在开戏前和散戏后，拥堵在戏院门口，引颈围观，行人走不通，车辆过不了，严重妨碍交通和公共秩序。于是，卫道士们有了充分的理由指责妇女去戏院，成都警察部门不得不下令暂时取缔可园的妇女戏曲专场。
1908年，华兴街的悦来茶园（戏院）在戏院增设楼厢女宾专座，让男女同场观剧。为避免男女从同一出入口进入戏院可能产生的“不安全因素”，特别将男宾出入口设在华兴街，女宾出入口设在梓潼桥西街。卫道士们厉声斥责男女同场观戏“伤风败俗”，进而说男人去戏院“不是看戏而是看女人”，楼厢的女宾“嬉笑撩拨男宾”，是所谓“冶容诲淫（打扮漂亮以勾引男人）”。成都警察敌不住这些口诛笔伐，只得“训令”戏院把男宾女宾安排在不同日期或同一天的不同时段分开看戏。
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都所有戏院关门禁演，这让戏迷们寂寞难耐。戏院解禁后，男女看客只能分开看戏，他们看戏的激情和情趣大打折扣。1912年8月，悦来茶园（戏院）曾斗胆私下开放了几场男女同场观戏，旋即被巡警总厅警告并叫停。男看客怅然若失，女观众也耿耿于怀。
女观众强行看戏
1912年10月14日，成都女人争取男女平等，期盼和男人同场看戏的欲望，在长期压抑之后，如洪水决堤。档案记载：“本月十四号，突有女宾数百人蜂拥入园，估买戏票。”这天，几百个女戏迷强行冲进华兴街的悦来茶园，“随即联袂上楼，自搬椅凳，须臾之间全楼坐满。”戏院执勤巡警立刻向上级报告，分管厅长亲率众多警察迅速前往弹压。面对荷枪实弹的警察，成都女性泼辣果敢，毫不退让。档案接着记述：“若再阻止，势必酿事，只得让其坐观”——警察退让了。“直至午戏演毕，该妇孺等始各散去。”女人们过足戏瘾后，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尽兴而归。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促成了次年（1913年）4月四川省会警察厅《女座取缔规则十二条》的出台。《规则》尽管对剧场内男女接触有诸多限制，如“开戏前10分钟男宾女宾不得入场”——确保他们不会有长时间语言和目光交流的机会；“女宾不得在楼厢化妆更衣”——避免引发堂厢男士的过分关注；楼上女宾和楼下男宾之间不得传递物品、语言乃至目光等。但《女座取缔规则十二条》毕竟是成都历史上第一个允许男女在公共戏院同台观戏的规则，它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承认了成都女性拥有同男性同场看戏的平等权利。以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尽管由于卫道士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和愤怒斥责，“好色”男人的温情骚扰和忘情围观，以及社会各界对男女同台观剧的担忧和争议，使这个规则出现过短暂的摇摆、反复，但在男女分座的前提下，男女同场观戏被官方正式认可了。警察部门也始终以事前周密防范和现场切实有效维持秩序而回应了社会：只要加强制度管理和舆论引导，男女同场观戏是安全和无伤“风化”的。
女艺人轰动全城
清代妇女能否登台演戏，取决于皇帝的个人爱好。乾隆允许女优而嘉庆却禁蓄优伶，道光以后就见不到女艺人的影子了。光绪末年，女艺人渐次在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登上戏曲舞台，清末民初成都曾有戏班试图效法，私招女徒，立刻遭到伍肇龄等“五老七贤”的坚决反对。他们联名上书四川都督说，清末成都设立戏院“已道奢侈之习……（今）又有暗招女优开设戏院，使观听为之一倾，习俗因之大坏……恳予出示严禁。”四川都督胡景伊随即批示：“巡警总监即将女优戏院查明示禁”，即命令巡警总监杨维迅即查明是哪些戏院在雇佣女艺人演戏并马上公开禁止，于是成都女子的“舞台梦”被扼杀在襁褓中。
1912年冬天，成都新开张群仙茶园（位于今王府井百货）。为吸引观众，戏院从上海请来京剧丹桂班（因全是女演员，又称髦儿班）来蓉演出。班中性感女演员东方凤登台时右臂裸露，胸部红肚兜袒现。身处封闭环境的成都男人哪见过这阵仗，于是全城轰动，“少年一入该园便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四川都督胡景伊怒斥这种演出为“穷形尽相”“倍极邪淫”“人兽同道”“白昼现妖”，当即命令省城警察厅驱逐女演员东方凤，禁止群仙茶园再演类似“淫荡戏曲”。于是丹桂班解约了，“髦儿班”被赶走，民国以来第一波进入四川盆地的新风女人登台演戏，夭折了。
女演员群芳竞艳
直到1923年成都才出现张月蝉、着凤琼两位女艺人，后均因遭到家人强烈反对，黯然退出。1928年成都女子王学君加入三庆会，登上悦来戏台，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坤伶。1929年张惠霞辗转演出于悦来茶园和三益公舞台，1931年陈书舫拜“泸州河”老旦月中红学川戏，1934年廖静秋拜师谭香云、廖良秀学川戏闺门旦。同年，成都开办东方戏剧学校，首次招收女学员30余人。1937年清音艺人李月秋随师在成都演唱卖艺。成都戏曲舞台上，女演员终于遍地开花。
然而，女性争取舞台的努力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36年9月，来自重庆地区“川东明德堂科社”的3名女艺人，随团参加了成都花会期间的表演后，打算在鼓楼北一街的芙蓉茶社演唱，但成都警察部门以“妇女演唱有碍风化秩序”为由，拒绝其申请。后基于“体恤”残疾人的考虑，在严格审查了所有戏曲名目和内容后，只允许他们在远离商业中心的横陕西街75号吟香茶楼演唱。
到20世纪40年代，成都戏曲舞台上，女演员星光灿烂。川剧“四大名旦”陈书舫、竞华（董汝陵）、许倩云、杨淑英，静环（曹正容）、桂蕊（廖静秋）、李月秋群芳争艳，成为戏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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