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之不得的红领巾、铁皮盒子里的那颗糖、公社礼堂的免费电影、和同学相遇的滨江路 那些年,他们的“六一”儿童节
曾参加儿童节演出的何紫桐
泸州气包车
曹蔚蔚记忆中的糖果盒子和这个类似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新中国的孩子们已经度过了70个儿童节，从最初对新生活的向往，到改革开放时期拥抱青春、拥抱梦想，再到新世纪以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70年里，每个年代的儿童节都像大树的年轮一样，刻下了当年的时代烙印，从中可以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脚步声，可以看到70年来的沧桑巨变。儿童节更像一个符号，勾起的是每个人对儿时的回忆。对不同年龄段的他们来说，儿童节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他们的童年生活中也是最重要的一刻。
记忆
50
后
儿童节最求之不得的红领巾
今年儿童节，外孙女就要入队了，前几天在家练习如何“打”红领巾，这让68岁的外公邓力奇感慨万千，“当时我就想戴红领巾，但每年只有两次机会，清明节和儿童节，有少数优秀的同学能加入少先队，但因为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戴成”。
邓力奇回忆，那时泸州主城区的公办小学少，开的班也少，如果公办小学学生收满了，即便到了入学年龄也没办法入学，只能选择民办小学或者私人办的补习班上，要不就只能再等一年，第二年再到公办学校报名。
在小河街生活的邓力奇最终被父母送去了子弟校，这是当年新办的学校，主要是解决搬运公司和针织厂职工的子女入学。眼看着院里的小伙伴们都戴上了红领巾，邓力奇却一直没能加入少先队，“当时整个学校都没有少先队员，因为没有设大队部，也没有大队辅导员”。
邓力奇说，他读到小学四年级学校就关闭了，学生们只能换学校读书，后来他又读了临江路小学、莲花池小学、南门小学等，但这些学校条件都很差。他至今还记得那句话：“关圣殿补习班，教室窄黑板宽，一间教室两个班，板凳桌子自己搬，一期要交五元三。”
邓力奇到临江路小学读书的时候，班里的中队长曾鼓励他向少先队员看齐，为此他每个星期天都到学校去擦桌子，为了能早点入队戴上红领巾。但坚持了半年多，也没能得到学校的认可。
后来，17岁的邓力奇去了合江当知青，再也没有机会加入少先队。再后来回城后参加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多年，老两口主要负责照顾外孙女。
记忆
60
后
儿童节是铁皮盒子里的那颗糖
今年55岁的曹蔚蔚，退休前一直在泸州工作。她回忆说，童年的时候父亲在泸化厂工作，虽然家里有3个孩子，但总的来说条件还算不错。
曹蔚蔚的父亲经常去外地出差，回来时会给3个孩子买一包糖，但这个糖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糖果比较稀缺，当时全国各个城市都流传着“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的民谣。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指的是当时不得已而采取高价供应的糖果和糕点。
“每次爸爸买得不多，大概就一斤，放进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铁皮盒子放到柜子里，柜子还上了锁。”曹蔚蔚说，隔几天妈妈会一人发一块糖，有酥心糖，还有那种糖纸很漂亮的硬糖。
曹蔚蔚每次吃完糖果，都会把糖纸洗干净，拿一本书夹起来，希望能压平糖纸上的褶皱，因为“上面的图案很好看，同学们也有不少糖纸，可以换自己喜欢的糖纸”。
为了吃糖，曹蔚蔚曾和姐姐“合谋”偷过妈妈的钥匙，但这样的“合谋”成功的次数并不多，即便真的成功了，每次也不敢多拿，一人拿一块就赶快放回去，生怕被妈妈发现。
相比其他同学来说，曹蔚蔚隔几天就能吃到一块糖已经很幸福了，但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这远远是不够的。她还记得，柜子深处的绿色铁皮盒子从来没有被装满过。
“儿童节就不一样了，这天一定可以吃到一块糖。”曹蔚蔚回忆说，每年“六一”儿童节，泸化厂子弟校都会组织文艺演出，自己因为会跳舞，总去参加表演。表演回到家，爸爸喜欢让曹蔚蔚把当天表演的舞蹈再给他跳一次，跳完后就必定有一块糖作为奖赏。
对于儿童节，曹蔚蔚记住的是这一天必定会有的这块糖，还有就是那个永远不会满却一直没有空的铁皮盒子。
记忆
70
后
儿童节是公社礼堂的免费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礼堂是每个公社必不可少的“标配”建筑。每逢公社里召开较大型的会议，或是举办文艺演出、开展群众性活动等，公社礼堂肯定会派上用场。尽管其建筑规模不算大，但大家仍习惯称之为“公社大礼堂”。
出生在泸县福集镇顺江公社的陈宗华，对于公社礼堂，最深刻的记忆是儿童节。因为这一天公社礼堂会放电影，专门放给学生们看，一年一次，还免费。
“看电影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公社礼堂会不定期放电影，但是要买票。每年唯一的一次免费，就是儿童节给全公社的学生们放。”陈宗华说，自己因为患有先天性唇腭裂，说话不清楚，一直未能入学，也没有机会去看免费的电影。
为了送他上学，陈宗华的母亲坚持带他到医专（现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修复。陈宗华还记得，最后一次修复手术，母亲不惜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猪，而这头猪原本是打算过年再杀的。
陈宗华9岁那年，终于坐到了一年级的教室里，开始了求学之路。他至今还记得那些年的儿童节，他在礼堂看过的电影：《暴风骤雨》《少林寺》《龙王三太子》《乡音》……他还记得，这一切是因为母亲的坚持。
如今，陈宗华偶尔会写诗，怀念曾经的童年。
记忆
80
后
儿童节是父亲陪我坐的气包车
今年儿童节是儿子的第5个儿童节，33岁的杨镇州精心策划了不少节目，其中一项是开车带儿子去奥林匹克公园，感受体育运动的氛围。
“那时儿童节下午会放半天假，父亲是老师，也会放假。他会带我从大洲驿坐气包车到纳溪，有时候买点书，有时候去逛逛公园。”杨镇州说，等自己当了父亲后才体会到，当年父亲应该也像他现在这么用心。
杨镇州从小就喜欢坐车，那时从大洲驿到纳溪的路不好走，一来一回坐气包车要花4个多小时，但杨镇州却觉得，那4个小时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大洲驿在纳溪区南永宁河西岸，距离泸州主城区较远。但在大洲驿花果中心校读书的杨镇州却觉得，他每年的儿童节都过得很丰富。
“护国中心校离我们很近，每年儿童节前我们都会准备好多节目，因为两个学校之间要联谊。是联谊其实也是比拼，两个学校都铆足了劲。”杨镇州记得，自己曾表演过一个舞蹈，叫做《闪闪红星》，每个人都打扮得跟潘东子一样。
最让杨镇州自豪的是，自己还是学校鼓号队的小号手。那时每个学校都组建了鼓号队，只要是重要活动或者重大节日，鼓号队一定要出来表演。而身着制服的鼓号队队员，总会引来大家羡慕的目光。
记忆
90
后
儿童节是和同学相遇的滨江路
牟洋今年29岁，她的童年生活大部分是在江阳区广营路小学度过的。
牟洋回忆，读书时，每到儿童节，学校就会组织“六一”游园活动，如瞎子摸象、猜灯谜、义卖等，只要顺利完成，老师就会发一朵类似小红花的奖章，集齐一定数量的小红花可以获得奖励。完成的活动越多，小红花越多，奖励也就越大。
在牟洋看来，虽然每年的游园活动大致相同，但小朋友们仍玩得很开心。老师在活动后，还会给大家发一些小礼物，“我们最开心的是，儿童节那天没有作业”。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牟洋每年都会收到爸爸妈妈准备的礼物，有时是一个小蛋糕，有时是一件新衣服或者小礼物。
“有一年儿童节，当时周杰伦在内地很火，我希望爸爸妈妈给我买个复读机，说是为了学习，其实是为了听磁带。不知道爸爸妈妈知不知道我的小心思，反正后来还是给我买了。”牟洋说，如今这个复读机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了，但她永远都记得。
除了学校的游园活动和父母的礼物外，牟洋还期待儿童节当天的下午，妈妈带她去滨江路玩。“只要说去滨江路玩，就特别高兴。因为那里有很多游乐设施，妈妈会选上几样让我玩，在那里总会碰到很多同学。”牟洋说，那时滨江路对于孩子们来说，就跟现在的酒城乐园一样。
牟洋说，滨江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那就是快乐的天堂。“20元就可以耍安逸。”此外，去忠山公园也是孩子们儿童节的期待。
● 20多年前，泸州沿江一带曾是垃圾弃土堆放的地方。1986年12月至1987年，泸州市政府修建了泸州滨江路的第一段——澄溪口至木工家具厂一段防洪堤，全长295米。后来，滨江路不断延伸，逐步从以前功能单一的防洪堤变身为集防洪、绿化、休闲于一体的滨江公园。之后，公园游乐设施在“两江四岸”升级改造中被取缔。
儿童节是同学们炫耀的各种礼物
00
后
今年15岁的何紫桐，现在泸州市梓橦路学校读初三，这学期她已经开始参加团日活动了。儿童节这个曾经她最喜欢的节日，已经离她渐行渐远。
在何紫桐的记忆中，儿童节是和生日一样重要的节日，因为这天肯定是会收到礼物。而接下来的好几天，同学们会把礼物带到学校，课外读物、漂亮衣服、零食小吃……少不了一番炫耀。
从小就练舞的何紫桐，每年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儿童节庆祝活动。何紫桐记得，每个上台的同学都会化妆，额头中心一点红、亮紫色眼影、猴屁股般的脸颊、朱红的嘴巴，穿上漂亮的表演服，感觉自己就是“六一”当天最美的人，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化完妆后，大家不想抹掉口红，都不敢动嘴巴，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何紫桐说，这是一段彩虹般的回忆，每次回忆起，都会别有一番乐趣。
儿童节是父母不愿缺席的亲子陪伴
10
后
今年的儿童节是星期一，8岁女儿所在的学校因为疫情防控不搞大联欢，只在班级里组织小型演出，下午会放假。“我和他爸提前请了假，打算带她去游乐场玩玩。”在泸州某高校任教的谭女士说，平日里工作忙，周末孩子要上各种培训班，儿童节打算让她好好玩玩。
而在儿童节来临前的那个周末，梁女士组织了全家首次登山活动。“周五晚上开车到峨眉山脚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登山，用了近10个小时才到山上。他爸爸说，这样的活动很好，一家人朝一个目标努力。”梁女士说，平时儿子在私立学校读书，自己又经常出差，周末也很少陪孩子，亲子交流的时间太少，所以借这次儿童节的机会，提前安排了这次活动。
韩先生的女儿贝贝今年刚满2岁，家里已经有堆积如山的玩具了，用贝贝爷爷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孙女喜欢的玩具，一定马上买回来。”韩先生认为，买玩具给孩子已经不能体现出父母对儿童节的重视了，他和妻子专门请了假，打算陪孩子玩一天。
◎ 川江都市报记者 彭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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