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万人口的合川县，三个月内捐出45万元，购买了三架战机，全国绝无仅有。 从合川到全川 “一元献机”运动 川流不息
出生于1905年的施谷兰，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施剑翘”。因为立志为父报仇，作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而改名剑翘。在10年精心准备后，施剑翘成功刺杀军阀孙传芳，名扬天下，被称为“民国侠女”。
“民国侠女”另一件广为流传的事迹，是在当时的四川合川县城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并引发全四川的民众自主献机风潮。
1941年2月8日凌晨，合川县城。天还没有亮，36岁的施剑翘就出门了。风过寒枝，雾锁大地，施剑翘一行人打着火把，渡过迷蒙的嘉陵江，冲寒前进。
他们的目的地是合川富豪李佐臣的别墅——李家老寨子。李佐臣及其膝下二子，为其所感召，捐款3000元（法币，下同）。另外，当天施剑翘还成功说服一名乡绅捐款3000元，军粮四百五十担。
这只是四川献机运动的一个缩影。在首先由合川开展的“一元献机”运动中，只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三个月内就捐献出45万元，购买了三架战机，全国绝无仅有。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启幕
《一代宗师》宫二原型 “民国侠女”发起“一元献机”
7月15日，重庆合川区久长街。
这里是合川繁华的商业步行街，高楼鳞次，霓虹闪烁，穿着时髦的美女来往穿梭。在这繁华的中心城区，一面黑底白字的纪念墙依然矗立。尽管由于岁月的冲刷，纪念墙上的字迹稍显模糊，但隶书写就的“七二二纪念碑”六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仍然颇为醒目。
这是合川人痛的记忆，也是献机运动的发端。
1940年7月22日，108架日机飞抵合川县城，分三批对县城进行轮番轰炸。合川区史志办副主任杨成术说，这是合川县城遭受最惨重的一次轰炸。“当天，日机共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500余枚，同时战机低空俯冲，用机枪扫射平民。三分之二的县城在当天的轰炸中沦为废墟，约700人丧生，受伤者超过千人。”
今年77岁的龚思全老人，曾是这场轰炸的亲历者。1940年，老人才两岁多，龚思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轰炸当天，县城最高的建筑钟鼓楼上挂出了红灯笼，姐姐背着他往乡下跑。“我们隔壁一家人姓蒋，是卖干货的，空袭来临时，他们没有跑，以前空袭他们跑过几次，这一次他们说不想跑了。空袭结束后，这一家人全部死了。”
这只是合川县城遭遇的其中一次空袭。从1940年5月到1941年8月，合川共遭遇了9次空袭。其中，1941年8月12日至23日，短短11天时间里，就遭遇了4次空袭。而9次空袭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当属1940年7月22日当天的空袭。
频繁的空袭并没有摧毁合川人民的抵抗意志，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抗战热情。7·22轰炸后，当时旅居合川、素有“民国侠女”之称的施剑翘，开始筹备“一元献机”运动。
王家卫执导著名影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施剑翘原名施谷兰，1925年，施谷兰的父亲施从滨被军阀孙传芳斩首，当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立志为父复仇，并改名剑翘。十年后，经过周密策划，施剑翘独身一人在天津将孙传芳刺死，后向警方自首，全国轰动。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后，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将其赦免。
1940年，施剑翘随母旅居四川合川县，目睹了日机轰炸县城的惨状。“日机在我国领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缺少自己的战机。如果每个人能捐一元钱出来购买战机，日本飞机还能如此猖獗吗？”施剑翘找到当时合川县县长袁雪崖，提出“一元献机”的构想。这个设想，立即得到合川各界人士的支持。
1940年12月7日，在合川遭受第四次轰炸之后，合川县各界筹献“合川号”飞机筹募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县长袁雪崖为主任委员，施剑翘为指导长。会上决定在全县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即全县各乡镇小康之家8岁以上人口，每人劝募1元购机款。
轰轰烈烈的四川献机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筹款
个人最高捐款来自农民 捐出了约40亩的田产
民众的捐款热情，远远超出了筹募委员会的预料。
献机运动的首个捐献者，是合川县第三区的区长廖新泽和乡绅张蜀瞿，两人的捐献额一样，都是九石两斗黄谷。
在12月中旬的一次宴会上，施剑翘提到了一元献机。话音刚落，廖新泽就主动认捐一年的田租收入九石两斗黄谷，以支持献机运动，当时在宴会上的张蜀瞿见状：“有这样急公好义的区长，不能没有急公好义的公民”，当即表示认捐相同数额的黄谷，为献机运动开捐赠先例。
据合川区史志办副主任杨成术考证，当时在合川，特指的一石黄谷，按现在的计量方式来算，大约是400斤，九石两斗黄谷，大约是3680斤黄谷。
城区的富商一次性就认捐了23700元，其中何达九、郑产之各捐5000元。当时的合川豫丰纱厂职工，一天就捐献了15000元，相当于全厂职工3天的工资。
1941年2月8日，合川县城老剧院内，京剧《捉放曹》正在上演，台下密密麻麻坐满观众。这并非一场商业演出，而是慈善义演，所有款项将捐入献机专款。演出从2月7日开始，持续三天。
尽管2月4日，合川县城才遭受日机轰炸，慈善义演仍然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5元一张的普通票，150元一张的荣誉票早早售罄。京剧名角李风楼担纲演出主力，当时，他身患重病，仍坚持出演，演出结束后，差点倒在舞台上。合川县国立二中、瑞山小学师生也自编自演话剧，为献机筹款。三天的义演，共募得捐款40000多元。
为了宣传献机运动，施剑翘几乎走遍了整个合川县。1941年2月，在从太和镇去隆兴镇的路上，她遇上暴雨，衣衫尽湿，又步行30里地，来到隆兴镇。还未来得及烘干衣服，就去了隆兴镇的秦家寨子，这里住着镇上的大家族，秦姓一族。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募到捐款的施剑翘没有想到，秦家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一听说捐款买飞机，秦家人说，合川献机是大家的光荣，我们并不是想和其他区的大姓比赛谁捐得多，只要人家知道我们秦家爱国不甘人后，如此而已。”
秦家整个大家族，捐出了24500元。
但谁也不曾想到，合川县“一元献机”运动的个人捐献最高纪录保持者，不是富商，也不是公务人员，而是一名叫陈景清的农民。他捐出了约40亩的田产，折算成法币为24000元。
据杨成术介绍，陈景清是合川县别口乡的农民，1940年时40岁，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八十石田租（当时以收租的多少来计量田产的面积），他将田产的四分之三共计六十石田租（约40亩田）捐献给筹募委员会。在收到这笔捐款时，工作人员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们问陈景清：“当真愿不愿意捐出来？”这位朴实农民的回答很干脆：“捐给国家是好事，有啥子不愿意？”
六十石田租，是陈景清所有身家的四分之三。陈景清的家人，并未在日机轰炸中伤亡，但他仍然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支持购机。这让施剑翘感叹：“中国最大的希望在农民，这样不计自身，捐出四分之三家产报国，在合江县，还只有农民能做得出来。”
获捐六十石田产后，筹募委员会将每石田产标价四百元起拍，共拍得24000元。筹募委员会的人员感叹：“谁也不曾预料到，献机最大的光荣，会落到别口乡一个农民的头上，这真是农民的伟大！”
扩散
全川学习合川献机 春熙路上举办义演
按照筹募委员会的计划，“一元献机”运动目的是募集能够购买一架战机的资金。然而，三个多月下来，募集到的资金远远超过原计划——仅有74万人口的合川县，居然在短时间内募集到45万元献机款。这笔钱在1941年4月，邮寄给当时的中央航空委员会，购买了三架战机。
合川人民很快就见到了自己捐钱购买的战机。1941年5月30日，合川各界在县体育场召开“合川人民爱国献机命名典礼大会”，参加民众近万人。由于战机购置款来源于合川各界民众募捐，这三架战机分别被命名为“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和“合川三号”。三架战机飞临合川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并散发爱国传单。一时欢声雷动，盛况空前。
这三架战斗机后来飞赴抗日前线，与日机英勇作战。而合川作为首个自主发起献机运动的县，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架战机的募捐，也引发全国轰动。
合川县城率先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轰动全国后，很快被推广到整个四川。
1941年6月18日，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发出了《重庆市政府为仿照合川县推动一元献机运动给所属训令》：“寇结队疯狂肆虐，血债累累，凡吾同胞，无不怀愤恨之心……合川县以弹丸之地，全县民众踊跃输捐，以数月之时，募款四十五万，献机三架……”
训令发出后，重庆立即开始了“一元献机”运动。当时，“每人捐一块钱建设空军！”“节衣缩食捐款献机！”等标语贴满重庆的大街小巷。
自1941年重庆发起献机运动以来，重庆各界公务人员、商会、工人、教员、学生均踊跃捐款。重庆市档案馆至今还保存有部分捐款人员名单。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在这些捐款名单上，即使只捐了1元钱，也进行了详细登记。
当时，学生捐款，倡议捐献飞机购买“学生号”、“青年号”；妇女界发起献机捐款，倡议捐购“妇女号”；媒体从业人员倡议捐购“记者号”、“报人号”。甚至连监狱的囚犯，也参与到这场全民献机运动中来。
1941年时，董作明作为一名在押人犯，被关在洛福县监狱里。外界献机捐款的风潮，也影响到他。他将自己仅有的5元钱积蓄拿出，希望捐给购机筹委会。除了自己捐款外，他还劝说监狱的其他犯人捐款购机，飞机的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在狱人”号。在他的努力下，总共有12名犯人捐出了47元2角6分的购机款。1941年11月29日，五华县监狱全狱停食一天，用停食省下来的120元伙食费，捐给重庆市航建会，用以购买战机。
1941年，成都也成立了“捐款献机委员会”，由时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担任主任委员，负责捐款献机工作。捐款献机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制定了捐款目标：战机7架，折合当时的法币140万元。
为了鼓励民众捐款献机，捐款献机委员会还制定了捐款奖励措施：只要捐款40元以上，就能够得到航空分会的奖状；捐款五百元以上能够得到奖章，一万元以上能够得到银鼎……1941年7月2日至4日，为了募集更多献机资金，捐款献机委员会还在当时的春熙路春熙大舞台举办义演和游行活动。
史料记载
1941年，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
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献20万元，购买的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
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10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
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
哪怕是70多年后站在历史的轨道上向前回望，那场全民参与的献机运动所折射出的拳拳爱国之心，依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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