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酒多年 古蔺民间仍摆酒成风 我也是醉了
一个缩影：21岁大学生袁泽他们家一个月吃了20家酒席，礼金4000多
调查走访：记者到当地10多个乡镇走访，仅3天就亲眼目睹酒席达50起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罗敏 摄影报道
刚过去的春节，21岁女大学生袁泽印象最深的只有“吃酒”！自1月17日回家，她便被父母派去参加酒席，至2月18日已参加了10来家。加上父母参与的，袁家一月来共吃了20家酒席，礼金花了4000多元。
袁泽家是众多“被酒席所累”古蔺家庭的一个缩影。早在2012年，一位乡人大副主席在子女未拿到通知书情况下异地办酒被曝光，古蔺民间办酒成风显露出冰山一角。4年后，记者走访发现，搬家、过生等酒席仍被频繁举办，村民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自办酒风兴盛时起，古蔺便花大力气进行了整治，之后逢年过节常会呼吁，并对乱办酒进行处理。限酒政策下，民间与政府上演着博弈剧。
最近，成都商报记者深入古蔺10多个乡镇深入调查走访，发现民间办酒形成了一条经济利益链，收礼和送礼已陷入了“死循环”。即便如此，身处其中的人们仍在挣扎着改变，以自己之力试图改变风俗。
民间治酒的出路到底在何方？深陷其中的百姓和基层负责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4年前，一起标志事件
2012年，古蔺一位乡人大副主席在子女未拿到通知书情况下办酒被曝光，当地办酒风显露冰山一角，被外人所熟知。
4年后，“死结”仍未解
记者走访10多个乡镇发现，搬家、过生等酒席仍频繁举办，村民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收礼和送礼陷入“死循环”。
摆 酒
走访3天 目睹50起酒席
袁泽家在泸州市古蔺县观文镇永安村，在100多户人家中十分普通。袁泽在四姊妹中排行老二，姐姐读大学，三妹读高三，弟弟读六年级，全家收入靠父亲袁在康做木工和母亲养殖。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月17日至2月18日一个月间吃了近20起酒席。袁在康说，这些酒席中，本村民小组的结婚和丧事有两起，分别是1月18日侄儿家丧事和1月27日王家嫁女儿；以搬家为由的分别是1月17日梅家、23日罗家、24日、30日和2月5日分别是三家姓王的，10日和12日分别为刘家两兄弟和另一家姓刘的，12日和13日为胡家三兄弟。来自邻村和亲戚的酒席有七八起，其中搬家有两起，丧事1起，剩下的是结婚。
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多个村民得知，2月开始至18日止，桂花乡的杨树明已吃了14起酒席，同村的许强（化名）达17起，18日当天则有8起之多，鱼化乡张先生家有12起，更多的人已记不起具体数目，“没算过，少说也参加了10来起。”
记者的实地走访提供了佐证，2月16日一早，成都商报记者沿德耀、桂花和黄荆三乡镇走访，在公路沿线发现了6起村民办酒席，其中德耀两起，桂花乡3起，黄荆乡1起。桂花乡有两起酒席位于高峰村，相隔不过几百米。17日，记者在护家、龙山、鱼化、皇华、大村镇沿线发现，尽管“大操大办可恶，借机敛财可耻”、“办席捞钱惹人嫌，勤劳致富相邻敬”标语随处可见，记者一路上仍发现了11起准备或在办酒席。18日更加疯狂，仅永乐、太平和二郎三镇公路沿线，记者便发现了30起在办酒席。办酒理由，大多数是结婚，也有搬家或做寿，后者门前还高挂“恭贺××岁高寿”。结婚酒中，也有规模较大者，太平镇煌家村支书周文杰（音）儿子结婚，席设公路边，过路车辆排队才能缓慢通行。3天下来，记者亲眼目睹公路沿线的酒席达50起。
搬家要办，开业要办，立碑也要办
梳理袁在康参与的近20起酒席，记者发现搬家酒达十五六起。“无论建房还是在县城、市里或省城买房，都会办搬家酒。”
各类搬家酒中，有的没买房子甚至也请客，袁在康称为假搬家，“有的请客称在县、市买了房，到底买没买谁也不知道。”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却不会说破。
“梅松禄、杨孝兰2015年农历腊月初九日乔迁，在观文街上××酒楼特设薄酒……”这是袁在康同村梅松禄的请客短信，酒办完了，却并不见迁居。当记者问梅松禄迁居何处时，他没有回答。后来，袁在康才说记者的举动触犯了“升学宴别问孩子考上了哪所大学，搬家酒莫问房子买在哪儿”的忌讳。
实际上，搬家只是众多办酒理由中的一个。袁在康历数这些年参与过的酒席，除开喜事和丧事外，还有满月、做寿、升学、当兵、买车、立碑、开业等多种理由。对没有正当理由的请客，大家统称为无事酒。
没有合适理由，有的家庭就和其他人联合起来请客。袁在康参与的酒席中，刘家两兄弟和胡家三兄弟分别合办搬家酒便是例证。
死循环，要回本只有自己办酒
在古蔺民间，送礼的“行情”一般是本生产队的100元起价，几家合办加倍，一般亲戚200元起，直系亲戚1000元起。算下来，袁家一年下来至少要花上万元。
每年送出去这么多，回本途径似乎只有办酒！村民算了一笔账，按一台酒40桌计算，每桌坐10人，礼金能收4万元左右，除开开销能赚3万元左右。许强家的酒席虽然中途被端锅，仍收了5万元礼金。高收益让有的人想借办酒“捞一把”。
许强介绍，他家上次办酒是9年前父亲去世，之后每年送出去1万多元，至今送出去了10多万元，搬家酒席虽然收回了4万元，但这很快也将以礼金方式散出去。“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已经成了死循环。”许强说。
频繁的酒席对不办酒或办得少的村民来说简直是噩梦。袁在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靠自己打工和老婆养殖一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大女儿和二女儿读书要花3万元，三女儿近1万，日常开支1万元，算上“人亲钱”一年下来就没什么余钱了，有时还得吃老本。
治 酒
高音喇叭规劝不要违规乱办酒席
2月17日中午12点20分，大村镇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关于规劝村民不要违规乱办酒席的倡议。官方将民间“酒灾”定性为“有人借机敛财”，规定除了婚丧以外的酒席，一律不准办理。
广播是古蔺治酒的一种方式。今年春节前，古蔺召开全县大操大办专项治理工作会，再次要求限制违规操办酒席。2月2日又召开大操大办专项整治宣传工作会，要求古蔺县广播电视台对于违规操办进行曝光，并将专项治理工作再次安排部署到乡镇政府。古蔺县规定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村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实行报告、审批、备案制度，并签订说法承诺书，违规将被严肃追责。高压之下，党政干部甚至村社干部操办各类酒席的现象明显减少。
与官方高调的治酒行动相对应的是，民间各类酒席仍在大张旗鼓地“低调进行”。就在龙山镇与镇村干部、镇属单位负责人签订禁止大操大办宴席责任书当天，稻香村、顺和村就有四家人分别在餐馆和家里办酒席，“违规村民被镇上进行了劝导制止和诫勉谈话。”
强行熄火
“端锅队”直接连锅带菜端走
桂花乡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有一项便是，“通过干部饭点上门守候宣传拖过办席时间的软办法以及强行熄火没收东西等硬措施，有效制止群众办事。”
春节期间，桂花乡抽调专人值班，发现违规办酒就赶到现场劝说或制止。虽然政府没有为这支队伍取名，老百姓称为“端锅队”。古蔺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桂花乡、村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劝阻制止了欲违规操办酒席的群众7户，没收2户酒席食材送至乡敬老院。
许强就是被没收食材的村民之一，年前他将老房子修成了有4个门面的楼房，2月11日请客。当天上午11点，“端锅队”赶到许家，直接连锅带菜端走。
“端锅过程很平和，但场面有点尴尬。”许强说，即便过程很平和，许强仍表示有些不理解，“我们知道办酒席不对，但强行端锅的依据在哪儿呢？”而这正是治酒软肋所在，观文镇星凤村负责人杨云表示，他们村上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治酒，春节期间四处巡查，发现有人办酒席就进行劝阻，但也只是劝阻而已。
醒 酒
路在何方？
治酒四年，民间仍然办酒成风，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政府不让，就偷着办；偷着不行，就跑到外面去办。古蔺治酒到底路在何方？或许以下两个另类案例，能为人们带来些许思考。
案例1 老人立遗嘱不收礼
83岁的古蔺县退休老人万泽林去世前却立下遗嘱：葬礼一切从简，不收任何礼金、礼品，家人必须遵守。知情人称，万泽林在古蔺生活的几十年，疯狂的办酒风让老人深恶痛绝，于是在重病期间立下此遗嘱。
案例2 主动拒绝他人请客
官莉琴的做法或许提供了另一个样本。她说，自己看穿了以酒敛财者的嘴脸，从而自发自愿地远离了敛财群体，别人邀请刺激也不去。
同样，许强叔伯许从登一家也表示已开始“主动拒绝”他人请客。“我欠对方的情会还他，还清后再请就不去了。”许家女主人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近年来酒席太多，靠办酒讨人情债永远不可能。除了拒绝他人，许家不到非不得已也不办酒，“去年我家娃娃考上重本都没有办。”记者从许强和邻居处证实了此事。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蒋洪老师表示，治理既需要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限酒政策并常抓不懈，也需要村民们放弃狭隘观念，自觉少办酒，主动抵制他人的乱办酒，只有长期坚持才有时效。但无论怎样，让一个已经风行的习俗改变，都是一个艰难而又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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