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昌：历史中的孤岛与驿站
《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碑头拓片（康有为称赞此碑：“丰厚茂密之宗”“宽博若贤达之德”）。文/图李舒涵自小在宕昌长大，在成长的记忆中，宕昌像是一座“孤岛”：交通不方便，去往另外一个地方，行程往往以天计算。加之，经济落后致使交通发展一度极其缓慢。近期，看到兰渝铁路在宕昌境内通车的新闻，想到在我们尚未出生的那个时空，宕昌曾经作为西北与西南、中原与青藏高原的联结点，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驿站”的角色，不禁感慨万千。（一）史书拾遗二十四史最早出现“宕昌”一词，是后秦时期在征伐仇池时，从“宕昌”“下辩”（约为今武都）分两路兵进：寿都等入自宕昌，敛成从下辩而进（《晋书》）。此时，“宕昌”作为地名，尔后开始指代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族群。把“宕昌羌”视为三苗的后裔，且跟随武王伐商，是《魏书》之后才有的记载：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魏书》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载颇多，为后世了解当时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翔实资料，但《魏书》成书年代在北齐，距武王伐商约有1600年，期间未见文字记载，因而该说法缺乏实证，只能视作神话式传说。北魏朝廷认为“宕昌”是比较纯正的羌，因而对一位立了战功的羌族宦官王庆时（王遇）赐了“宕昌公”的爵位。根据《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记载，王庆时出身于李润镇的羌族贵族，在封爵时被赐为“宕昌公”。北周初期，吐谷浑侵犯北周西境，“宕昌羌”偷偷接应，北周派田弘前来讨伐，最终灭“宕昌国”，置“宕州”。隋代，“宕州”被置为“宕昌郡”。由隋一直到宋代之间，随着政治意识的变化，“宕昌（宕州）”的地理归属有所变化，“宕昌”一词偶尔在地理、郡县设置中出现。在中央王朝“正史”话语体系中，“宕昌”似如一块被土沁过的古玉，不再发出熠熠光辉。然而，关于“宕昌”，并非仅此而已！（二）宕之山水，秀绝天下在二十四史中，北魏时期的“宕昌”是地方政权，是年年岁岁向朝廷献上“方物”且接受朝廷馈赠的规矩小国，隋唐时期的“宕州”是国家的属治。而在宋人张舜民的笔下，“宕昌”是景色秀丽的所在：凡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大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略崖嵚崯，不可称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其七八日，皆使传所不可行。宕之山水，秀绝天下无有也。临江之上，一处当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银，其高无际，出众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狮子，人常见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记无忧。城东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也。———(宋)张舜民《花墁录》在地理区划上，张舜民提到了岷州（约今岷县）、宕州（约今宕昌县）、临江寨、阶州（约今武都），都能与今日地理区划对应。唯独“无忧”不清楚。一般认为，“无忧城”是吐蕃时对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东南一处地方的称呼，该处恐有误用。从“终年积雪不化”“临江西看”等线索，推测该山极可能是雷古山。而“佛”与“狮子”的出现也十分有趣。中国境内并不产狮子，狮子曾作为贡品出现在东汉帝国统治者的面前，但是一般民众难以见到。“狮子”这一名词在民间的传播大概也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普及的。从当地人（居人）的简短回答中，我们可以窥出，当地似乎有佛教的信仰。看完风景与风俗，再来看一下贸易：宕州城在岷州卫南一百二十里，宋时运蜀茶市马于岷。今金人据洮州，遂置蕃市于此，岁市马数千。因置宕昌驿，为纲马憩息之所。———（明）《大明一统志》从上文可知，自南宋中央政府把“宕昌”作为蜀茶和马匹贸易的地点，到明代已经颇具规模，因而政府设立了“宕昌驿”。根据孙华先生的考证，北宋时期中央政府在岷州设了茶马市，后因金人南下，南宋时将茶马市移到了“宕昌寨”。汉代时，天水、陇西以西，“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史记?货殖列传》）《魏书》中频频提到“宕昌国”向朝廷表贡的“方物”有猛兽、甘草、当归、朱沙（砂）、雌黄、白石胆等，但并不知晓其中是否有马。只有《梁书》中提到“宕昌王遣使献马及方物”。到了宋代，“宕昌”开始越来越多地与马一起出现：（1）淳熙六年十二月，宕昌西马、金州马皆大疫。（2）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3）初，军中自置互市于宕昌，以来羌马，西路骑兵遂雄天下。———《宋史》宋明时期，官方在“岷州”和“宕州”设立“市”来进行马匹贸易，但马匹并不限于本地所产，西边的牧马族群亦可以带着马来此交易。但是为何在“岷州”和“宕州”设“市”，则应该有其原因，推测如下：其一，“岷州”和“宕州”在交通上可往北、东、南三个方向延伸。若往北可以进入临洮、兰州、河西地区，往东可以通过陇西盆地进入渭河流域，虽然往南为纵横交错的河谷，来往艰难，但依然可以穿行，且南北交往至迟在马家窑文化已经开始；其二，“岷州”和“宕州”在当时是某种意义上的“边界”，生计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受到东、西两边文化的碰撞和冲击，无论是对于远道而来的商贾，还是对于周边参与贸易的人群而言，都是较好的贸易地点。总体而言，茶马的贸易，贯穿了宋以降西南地区西去青藏高原、东往内陆地区经济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主体，而宕昌也参与到其中。2014年，在宕昌县沙湾镇董家庄发现的宋墓可能与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有关，但具体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资料补正。（三）历史变迁目光回到中古时代：公元758年，是“安史之乱”的第三年。当唐帝国正在经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风雨飘摇之时，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王朝达到了鼎盛，开始向东扩张。这一年，吐蕃攻陷河源军（驻扎在今西宁市的军队，属于唐的边防军队），并将周围大量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其中包括“宕州”在内。北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名将王韶收回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其间经历了300多年，鲜有文献记载，“宕昌”沦为历史记载中的“孤岛”。在这段时期，青藏高原政治势力也经历巨大变化：扩张期间，吐蕃一度占领河西和陇右地区的土地，进入9世纪之后，由于长期征战对于兵力、财力的耗费，吐蕃已经无法再进行扩展，开始西退，但还是牢牢掌控着青藏高原边缘一带的土地。公元821年，吐蕃与唐王朝重结盟好，停止交战。十几年后，赞普朗达玛（公元838———842年）继位。不久，吐蕃统治时期最广泛的“灭佛运动”开始，朗达玛以残酷手段镇压僧众，激起了僧侣和信众的极大不满。公元842年，朗达玛被一位修行者刺杀而亡。至此，吐蕃王朝结束了200年的统一，进入了分治割据时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并没有建立一个取代吐蕃的新政权，各个地方势力仍以吐蕃赞普的旗号施行统治，没有自外于吐蕃王朝。约在公元1239年，蒙古军队进入西藏之后，分治割据的局面才结束，其间长达370年。由于文献记录的缺乏，在被吐蕃统治的300年间，我们并不知晓这片土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观察现在的宕昌县境内：发现在一些村落中保留有吐蕃时期风格的苯教经文；“羌藏”族群使用与安多方言接近的藏语。很难否认：宕昌在唐代以后没有受到过吐蕃文化的洗礼。然而，就像无法廓清“汉族”的概念一样，对于宕昌现存的“羌藏”族群也难以一言以蔽之。可以想见，继羌族之后，吐蕃人群和文化通过融合与演变，而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宕昌族群和文化。但是，众所周知，自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佛教寺院林立，佛教广弘。如果宕昌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那为何只见苯教文化而鲜见佛教文化的因素？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记录，我们无法从历史文献出发继续解读下去，若要进一步了解，恐怕还要依赖于考古发现。若不揣浅陋，笔者倒是可以拿出两种可能性来和大家探讨：（1）可能与朗达玛赞普禁止佛教有关。朗达玛在位期间对统治区内的佛教信仰进行了毁灭式打击，这样的状况下，对于信仰根基不深厚的地区，更容易去佛教化，而保留下来了当时提倡的苯教。在朗达玛灭佛100年后，佛教再次复苏。可能在文化的浪潮还没来得及波及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宕昌”时，已经被北宋王朝收复。（2）可能与民族融合有关。宕昌原本是羌族聚居地，当吐蕃文化和族群进入之后，在语言、体质、生计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均会发生一定的融合。融合的结果是地方族群部分地接受了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文化，经过嬗变与发展，而呈现出今日所见之文化面貌。翻阅古籍时，不断地看到一些与现在地名发音一样的词，“阴平”“辛城子”“荔川”，这些名词存在超过上千年，而现在在宕昌境内能找到阴平、新城子、理川这样的地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名字，在历经更迭后流传的原因也值得今后深入思考。因此，不宜用现在宕昌的空间概念来看早期的，在上文中对于现在宕昌概念之外的“宕昌”“宕州”均加了引号。后记：历史是奇妙的，往往在波澜不惊的外衣下隐匿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中，尤其在铁路未通之前，宕昌不过是一个位于连绵起伏山脉中与世隔绝的“孤岛”罢了。殊不知，这一区域，在汉代是帝国觊觎的“羌中之利”，在北魏时期是朝廷大加笼络的藩国，在唐代是吐蕃治下的历史盲点，在宋代是张舜民笔下“宕之山水，秀绝天下”的地方，在元明时期则是茶马互市的贸易点。作为一个存在了一千七百年以上的名字，宕昌一方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另一方面默默涵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一个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会影响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又会影响居住在该地的人群。换言之，宕昌是融入于我们血脉之中的存在。作者简介：李舒涵，宕昌县人，西藏民族大学讲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读博士。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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