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没有攻打柳州？⑤
寻访组在富禄采访赖守基
现藏于三江县博物馆的红军标语
寻访组在梅林采访罗正明（中）
吴启强（右）和寻访组成员在科马界红军道上清理障碍。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博物馆里，一件特殊展品每天吸引着来往游客的目光。三江县史志办主任吴启强介绍，这件展品原本是三江富禄老百姓家的木墙，后切取了其中木窗及两侧屋柱的部分作为馆藏，其特殊之处在于木屋柱上的两排黑色标语：“团总是军阀的（走狗，二字已脱落），打倒国民党军阀！”
吴启强说，这些字便是红七军写下的标语，之所以在经过近90年岁月洗礼后，主要字体依旧清晰可见，保存完好，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出于对红军的热爱，不惜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风险也要将标语保存下来，老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情深由此可见一斑。
1弃攻柳州等大城市
1930年12月7日深夜，战火骤然停息，红七军撤出长安战斗，向大苗山转移，沿来路回到安陲乡的暖平、江门、泗维河口等地。第二天，经大田、大伞，白云乡的黑魁、白照，拱洞乡的黄奈、高文（今属红水乡）等村屯，于12月12日进入三江境内的富禄镇（现为富禄苗族乡）进行休整。
“这是红七军第二次来到富禄，也是部队去向重要转折点。”吴启强介绍，在富禄镇同善社楼上，红七军召开前委会议。邓小平再次站出来，他试图说服前委放弃攻打桂林计划，但因意见未统一，会上对“攻打桂林计划”只作部分调整。“这次会议再度对当时中央的‘左’倾冒险路线提出质疑，为最后放弃攻打桂林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打下了基础。”
后来，红七军探知古宜已有敌人布防，柳州的敌军也已到桂林防守，遂决定暂不攻打桂林，选择往林溪进发。2019年9月25日下午，寻访组沿着红七军行军路线来到三江林溪镇，沿路村落里仍有不少关于红军的记忆。合华村华夏桥村民石红顺告诉我们：他听上一辈的人说，红七军从林溪河上的风雨桥通过，“村民们抬着红猪去欢迎，并为红军准备好了饭菜、茶水，但红军没有进村打扰百姓，而是就地用餐，山头田里都是队伍”。最后，红七军经林溪科马界进入湖南。科马界是湘桂两地的粮盐要地，我们看到这里如今已经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修建了长约4000米的红军路，从山脚直通山顶的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
红七军一路曲折进入湖南后，经绥宁到武冈，为解决物资问题又攻打武冈县城，结果死伤惨重，被迫南下转入广西全县（今全州）。此时，桂林城就在眼前，但攻下桂林继而打柳州已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31年1月3日，红七军在全州关岳庙又召开前委会议，客观分析了红七军的战斗力：红七军战四把、攻长安、打武冈，始终未能攻克一座较大城市，反而损兵折将，到全州时人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2/3，如果继续攻打大城市，搞不好全军覆没。
因此在没有太多争吵的情况下，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同时由硬拼攻坚战转变到游击战，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继续做好发动群众工作，积极传播革命思想。
2红军宣传流传至今
事实上，做好群众宣传发动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进行革命的重要方法，红七军两次经过柳北地区时就十分重视宣传，在短时间内给老百姓播下了革命星火。
寻访中我们来到三江富禄，采访了当地两位文史研究者赖守基和张新忠。他们介绍，当时柳北地区长期受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很少知晓国家局势。红七军初到时，百姓心里非常害怕，担心红军和反动派的军队一样，每次都把山寨践踏得不成样子。而加上地方土豪劣绅大肆宣扬，造谣中伤称“共产党共产共妻，平原没有老婆共了，跑到山区来共”“红军是汉人，是山里人的死对头”等等，使红军的各项工作十分被动。
为此，红七军政治部从宣传工作抓起，专门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战士组成先锋队。战士们腰间别着手枪，肩上扛着锄头或斧头，每人还带一个内装石灰或土朱砂的特制铁皮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到休息的地方便写宣传语，在所经过的村寨都留下很多标语、对联、“四字经”等等。例如，红七军在三江梅林、富禄等地书写在民房板壁上的标语中，宣传革命任务和目标的有：“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 “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缔一切苛捐杂税！”等；宣传红军性质、宗旨的有：“工农群众不要怕，不要走，我们是你们的军队！”“我们替穷人打天下！”等；宣传红军纪律的有：“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不拉丁，不打人，不骂人！” “红军到处不发洋财！”等。
“这些标语口号朗朗上口，鼓舞斗志，极具号召力。”赖守基说，红军标语口号让国民党三江县当局非常畏惧惊慌，红七军离开后，即派团丁涂擦，勒令群众清洗。由于红军标语为民众说话，为人民指引新生活的方向，深得民心。这些红军标语有的被群众暗中抄记，有些标语、课本、旗帜等则得到群众掩蔽而保存下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进行追查，但是群众始终以生命来保护（保存）它们。”本文开头所述的标语便是如此。
在三江梅林，我们还采访了当地文史研究者罗正明和罗正文兄弟俩。他们介绍，红七军还以教唱革命歌曲的形式进行宣传。红七军驻在梅林村时，红军小战士给邓宗云等数名小青年讲革命道理，教唱少年先锋队歌，受革命道理的教育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激励与鼓舞，梅林街青年朱小弟和岑五屯的李老发随队参加了红军。时至今日，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歌曲仍在百姓中传唱。
3播下希望和火种
“红军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让老百姓第一次看到纪律如此严明的部队。”吴启强介绍，红七军的指战员所到之处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各地留下了不少令人动容的佳话。
在长安小洲村木兰屯有个叫卢王氏的孕妇即将分娩，她听到邻近枪声四起，慌慌张张地在田野东奔西跑，红军战士发现后，及时把她安排到一间房子里保护起来，卢王氏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她给儿子取名卢红军。红七军到三防时，红军战士都很有礼貌，见到老人和妇女都主动让路，对小商贩和蔼可亲，公平买卖；红军医疗队还免费为群众治病，帮助群众打扫房屋，挑水满缸。在林溪镇，几千人的队伍宿营时不占用林溪街，而在附近田埂、村寨边和风雨桥上宿营。邓小平对围观的群众说：打扰大家了，部队缺什么东西，可以借给他们，用完就归还，损坏的照价赔偿。红七军路经香粉乡金兰瑶寨时，正在举行拉鼓节的瑶胞们跑往山上，留下整桌热气腾腾的酒肉饭菜，红军战士只好在寨子外宿营、煮饭。瑶胞们看见桌上的饭菜丝毫未动，心里很感动，他们把几个军首长拉到家里做客，说这是瑶族的风俗习惯。军首长只好领了情，但临走时悄悄地付了东毫12元，还写了一封感谢信。红七军第二次过境三江在孟寨宿营时，风吹炭火烧坏了东家木屋壁板，次日张云逸军长集中队伍训诫并赔偿东家光洋15元。在八江村，寨老吴文光召集众人筹得数百公斤糯米，杀了一头大猪慰劳红军，红军坚持按价付款。红七军向贫苦农民群众筹借粮食及军马饲料，按政策规定发给“粮草票”，暂时拿不出钱的就打欠条，后来人民政府全部给予兑现。每到一个地方，红军战士还对群众揭发的那些作恶多端的地主劣绅给以打击，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正因为这样，各地群众十分拥戴红军。赖守基的堂哥赖云芝率群众用船只搭建浮桥为红七军开路；罗正明和罗正文的父亲罗华岗不顾被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危险，主动组织10多名年轻人帮红七军渡河，后来他在国民党入村围捕时中枪险些丧命。红七军走后曾在黄奈、唐朝、座龙三寨各留下1名伤病员，在八江寨留下7名伤病员，在程阳村留下3名伤病员。当地群众都悉心护理，冒险隐藏，有的医治无效牺牲或被土匪杀害的，当地群众亦按侗家习俗埋葬。红七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人民群众日夜思念红军，融水安太地区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军像太阳，苗家天天想。红军像月亮，苗家夜夜望……
更为重要的是，红七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1931年1月，受红七军影响，怀宝乡东水村青年潘云龙用红军留给他的五六支枪，组织民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其中反“三征”斗争声势迅速遍及吉羊乡等地。
1935年，国民党新桂系当局强行执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政策以及横征暴敛。在红军过柳北的深刻影响下，是年秋，融县北区龙安、抚安、里安、带安、明安、永安、古安、泗安八个团的民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暴斗争，范围波及中渡、融县、百寿三县，史称“中融百事件”，震慑了国民党桂系当局。同时，群众通过红军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广大贫苦人民着想的，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理解，为融县党组织的建立、柳州地下党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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