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
上期提要: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的话题,总是会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从而给其他力量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的一些影子。
在这里,我想再说说国民党军队的“石牌大捷”和共产党军队的“平型关大捷”。
石牌之战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这次会战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绵延千里,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5万人,击毁日机15架。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石牌之战是中国战场上的一个显著胜利,但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石牌之战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出现“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之战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
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仅剩四个月时间,日军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期间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只凭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
所以,不是中国共产党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是它本来就不存在。如果它真的存在,别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全世界共产党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改称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中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彪炳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再看石牌之战的细节。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了,已经下令撤退,却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日军已经悄悄撤退了,他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
今天不了解这些历史,以一两篇文章就要“恢复历史真面目”,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会减弱石牌之战中中国军队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他们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
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有这样几个不同之处。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5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状况能够取得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对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是中国战场上的一个显著胜利,但那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也大量涌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的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了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抗战初期受过一阵,后来中断了),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应当获得我们的尊敬,还是牺牲在石牌应当获得我们的尊敬,所有牺牲者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是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的官兵的遗骸,这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个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7万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汗颜。把这笔账也记在共产党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共产党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中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史实。
写到这里,还有必要对平型关战役的若干细节进行回顾。
有文章通过描写向人们揭示:平型关战役不过是林彪个人野心的产物,是他“急迫想创一个惊世之举”。
我们不要忘记,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总部直接布置的。战斗开始之前,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几度与阎锡山等会商,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行动。当时正值大同弃守,阎锡山为挽回晋北局势,准备集中兵力在平型关与敌会战,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周恩来等当即表示:八路军不宜担负正面阵地防御任务,只宜在进攻之敌之翼侧和后方发挥运动游击专长。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日军前进方向翼侧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
下期看点:纵观平型关战役的全过程,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群体。平型关战役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抗日的决心,而这一决心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付诸实践的。华北战场,国民党近80万装备优良的军队尚不能抵御20万日军的进攻,纷纷望风披靡,向南溃逃,而当时的八路军部队连大刀都列入部队装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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