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证（书）
□蒋杏明
以“证”识人，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们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便有了第一个证——“出生证”，证明该婴儿的出生医院、性别及父母亲的姓名。在上世纪70年代的柳州，出生证为64开，连封面封底仅四页。凭着新生婴儿的出生证，即可到住址辖区派出所报户籍；到粮食部门购买10斤大糯米；到商业部门领取居民一年的一丈三尺六寸定额布票。领取这些物品和票劵时，相关部门人员会在出生证上手写或是盖上蓝色专用章予以确认。
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所持有的证（书）也是名目繁多：结婚证、各种业务培训合格证、上岗证、计划生育证、工会证、工作证、职工代表培训合格证，最后，领到了绝版的退休证。我家里收藏的众多证书，有的因年代太久，已经发黄，有的封面皱巴巴的，有的却崭新。这些证书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结婚证”“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证”“职工家庭财产保险证”，还有那一大摞大小不一、通红的荣誉证书了。
1977年，当时提倡晚婚，政策上有着明确要求，两个结婚对象年龄加起来须达到50岁，还需要双方单位出具证明。当时，我找到了居委会主任，请求她为我开具领结婚证的证明。她有些迟疑地想了想说：“你要开证明结婚，你妈同不同意？”我说：“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由。”她却亲自找我母亲，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给我开具了证明。
丈夫这边是集体户口，须要单位相关人员到本辖区派出所查找他的户口存根，确定了我们两人的年龄相加真的达到了50岁，就开具了证明。
证明开好，到户籍辖区结婚登记处领了婚检表，到柳州市卫校进行详细体检后，再返回结婚登记处领证。发证的工作人员一脸严肃，拿出一张约16开大两份相连的粉色结婚证书，证书上彩旗成结，有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她自行填写好盖章后递给了我们。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身边的许多“40”后经过了勤奋苦读，取得了一纸珍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全民读书热。当时我在城中区一个单位上班，城中区也开展了职工读书活动，并发放文化测验卷，答题有“中国四大名著哪几部？”“四大名剧是哪些？”“罗池月夜在哪里？”……见到这份测验卷，工友们都苦思答案。那时，我已为人母，工作加上家庭事务，过去所读的书籍印象已在遥远的记忆中，却被我努力寻找归来，从模糊到清晰。结果，我获得了一张三等奖的荣誉证书。
后来，柳州市职工教育部门又对本市职工进行了初中文化普及和考核。结果，我和参考的工友们都拿到了盖着钢印的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冶金企业下属单位工作的我，屡屡被工厂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所感动。我拿起笔，记录那些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传递着正能量。那些年里，我被单位宣传部门评为宣传积极分子，领到了一本本彤红的荣誉证书。作为职工代表经过培训，获得了“职工代表合格证”。
现在，每当翻开这些荣誉证书，回想当年，我总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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