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沙人在广东

柳州晚报 2019-09-29 12:00 大字

在珠三角的大街小巷、工业园区以及一些学校的周边,“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招牌的米粉店比比皆是。店主多是操着柳州话、客家话或是壮语的,当地人习惯称他们为“寨沙人”。

为什么?只因为某一年的某一天,几个朴实憨厚的寨沙人,率先把米粉店开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时至今天,寨沙人已不再局限于某几个人了,而是一个群体,一面旗帜。

这些土生土长的“寨沙人”,凭着良好的经营理念、热诚的服务态度、精湛的传统手艺,让“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牢牢地扎根在特区,并且绽开绚丽的色彩。

话说1986年的中秋节刚过,在深圳关外宝安区的一间出租屋里,几个人正为是否要在特区开第一家米粉店争论不休。大家把目光投向阿德。阿德是50后,是几位中年纪较长的。他看看环坐着的几个人,斩钉截铁地说:干!

阿德下决心是有原因的。综合大家的考察,他认为米粉应该有市场:一是本地人经营的粥、赖粉、又粗又厚又硬的河粉,外地人大多吃不惯;二是广东的口味以清淡为主,尤忌辛辣,很不适应外省人多变的味蕾。最后大家决定:博一回!

于是几个人凑了2万块钱在宝安盘下一个门面,经过一段时间忙碌,他们的“桂林米粉店”开张了。

想不到生意出奇的好。虽然一般打工仔的月工资是150元至200元,但每碗粉定价才1.5元,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这样一个月下来,扣除成本,每人净赚了2000多块钱。在当时,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几个人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们决心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开了分店,一家,两家,三家……

“在广东卖米粉能发财”很快就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间秘密传播,并且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向四周辐射出去。

这也鼓励了世世代代在穷乡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民,他们也是寨沙人的一分子。他们当即把能卖的猪鸡鸭卖掉换成本钱,带上妻儿,加入卖米粉的大军,向广东进发。

后来,到广东开米粉店的已不再局限于寨沙镇的人,周边的拉沟、龙江、四排、头排几个乡镇及鹿寨县城近郊的村民都纷纷加入。因为先入为主,大家都习惯统称他们为“寨沙人”。

珠三角一下涌进这么多人,本地居民的眼睛有点直了。

寨沙人刚到广东,有亲戚开店的都厚着脸皮在店里住了。白天去找铺面,晚上就和衣在地板上对付一宿。住上十天半月,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干脆,到村子租房子。

本地人会把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租给他们,自己住在宽敞漂亮的新村里。当然了,这些人也是治安队关注的重点对象。

为了便于管理,治安队会通知他们办理暂住证,每年150元至200元不等。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员工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呐,谁不心痛?所以,好多人不去办暂住证。

没有暂住证,便给了当地治安队罚款的理由。夜深人静时,“嘭嘭嘭”,门被拍得山响。若不开门,治安队员便会破门而入,把人从床上揪起来,关进村里的羁押室。然后第二天叫你打电话给熟人拿钱赎人。没钱的,直接送到收容所。

操着客家话的寨沙人来了,虽然有点同根同源,但治安队的人也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直到有一天,当地人发觉,村里周边的工业区和镇区突然多了几家“桂林米粉店”,进店一尝,味道还不错;细看老板,原来是上个月还租住在自家屋子的那个人,不禁大吃一惊。回去一翻族谱,又发现他们几百年前还是同族的兄弟呢。

当然,并非所有的寨沙人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有人找了一段时间的店铺,便失去了信心,无聊中参与赌博,无奈中又把钱输光了,只好干偷盗、抢劫的违法事。但这毕竟是少数。还有一部分人干脆在本地承包了几亩田,先做一回广东农民再说。说不准哪天回寨沙老家,在地摊上买来一套廉价的西装套在身上,一条红领带飘在胸前,皮鞋擦得铮亮,嘴巴再叼根“三五”牌,兜里装包“希尔顿”,就可以装一回大老板。难怪有人说:寨沙人出去了,都是当老板的料。

寨沙人开粉店,总的说来有三波高潮: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二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再有一波就是2003年“非典”之后。

话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广东特区已很具规模。“福建云吞店”“四川大排档”“化州糖水铺”“河南小吃”等等五花八门、风味各异的饮食店开满大街小巷。当时传言香港回归时广东将有一场大战,所以,许多人忧心忡忡。胆小的人把铺面低价抛出,而敢闯敢干的寨沙人却趁机扩大市场。那一年,到广东卖米粉的人数又达到一个小高峰。

“你们就不怕打仗吗?”吃粉的顾客撩起长长的米粉问老板。广东的天气是很热的,这些寨沙的男人大多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上一条毛巾,边擦汗边操起蹩脚的白话不置可否,“钱系咩?钱是命嘎!命就系狗屎!”呛得人家目瞪口呆。

这并非说寨沙人孤陋寡闻,而是寨沙人能理性地看待问题,知道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特区一定不会乱起来。

2003年的“非典”,饮食行业备受冲击。工人都待在厂里不出门,大街上一时异常冷清。

粉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怎么办呢?寨沙人是精明的,他们把眼光定在转型上。有做商场的,有做花店的,还有的做小加工。

阿军把位于深圳公明的米粉店改为电话亭。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所以公用电话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每分钟5角钱竟有80%的利润。阿军确实当了一回领头羊。于是有很大一部分寨沙人都报装了电话。

而阿明则不同,他冷静地分析:“非典”有非人为的因素,只要熬过这段时间,饮食业还是会迎来春天的。于是,他就在多种经营方面下功夫,把家乡的传统小食搬来,什么炸芋头呀,炸油堆呀,蒸粽子呀,同时借鉴其他风味小吃,比如云吞、水饺、油条之类,生意很快又有了起色。

而在长安夏岗一电子厂大门外,一字排开三间粉店都打着“桂林米粉”的招牌,每间店铺面积达120平方米。这是我见到的种类最多的米粉店,也是相处得最好的同行,他们关系融洽,做生意相处如亲兄弟一般,确实不简单。他们的品类特别多:豆浆包子,快餐小炒,凉皮拌面,天南地北的小吃均囊括其中。与其说是米粉店,不如说是杂烩店更贴切。

不过,从那时起,寨沙人不再单纯地经营米粉了。这也说明寨沙人的经营理念更加成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桂林米粉店”的招牌下面悄悄添加上了“柳州螺蛳粉”几个大字。而“柳州螺蛳粉”就像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出现在食客的眼前。它的酸、爽、香、辣及诱人的色泽一下就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而远在柳州的几家食品厂似乎也嗅到了商机,近年来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并不定期到珠三角开展“柳州螺蛳粉”的经营和制作培训。值得肯定的是,他们这一举措,使“柳州螺蛳粉”得到质的飞跃。

大浪淘沙,这些从田间拔出脚丫子的寨沙人,思路敏捷,踏实肯干,在新的形势下,开始接受新生事物,很多人学会了网络销售。他们明白,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阿贵初中毕业,文化不高,但他肯学习肯钻研。他去年尝试网上销售米粉,加入美团后,更加注重米粉的色、香、味。网上销售已经拿了本区域的第一,每天二百多单,营业额比店面的收入翻了两三番。阿贵每天笑呵呵的,问及每月纯赚多少,阿贵笑而不答,只说:辛苦一点,值!

长江后浪推前浪。第一次把米粉店开在广东的“领头雁”和一些先行者们,有的已改行,另谋发展;有的已告老还乡,含饴弄孙去了。

不管怎样说,他们都是寨沙人的骄傲。

姑且不论寨沙人是否赚了钱,但那份不忘初心的情怀着实令人感动。在月山屯的路口,有两块功德碑,上面记录着村民捐款建校和修路的善举,其中兴建小学的碑上赫然刻着:林添贵2000元,林建华2000元,曾玉章2000元……落款是2000年。

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寨沙人仍然活跃在珠三角广大地区。那一块块刻着“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的不只是镂金红底黄字的牌匾,而是一个非凡时代的产物。在一块块牌匾后面,是一双双曾走过泥泞田垄的赤脚。他们用来不及洗净泥味的双手,用根根柔软细长的米粉,编织着一个梦想的蓝图,他们的杰作并不比艺术家的作品逊色。他们是平凡普通的中国农民,却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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