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兴趣守半生 巧手制灯盼来人 记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瑞洪
刘瑞洪在制作花灯。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族里都会举行“上灯”仪式，这里的客家人一直保存着历史悠久的客家文化传统——上灯习俗。上灯又叫“升灯”，在客家话里，“灯”是“丁”的谐音，因此“上灯”就是“添丁”的意思。凡本姓本族上一年有新添男孩，必须在祖祠上厅挂上一盏新花灯，所以每年的这天都是全族最热闹的日子。
年少好奇与灯结缘
刘瑞洪自小就和族人一道，居住在柳江区拉堡镇基隆村下屯弼一公祠的厢房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才搬出祠堂，自立门户。聚族而居的生活，让刘瑞洪从小耳濡目染客家人所固守的传统习俗。少时亲身经历的扎花灯、迎接“上灯节”过程，在他的记忆中，就像是一次次狂欢节。
“族里所有刘姓人都来帮忙，有的剖竹篾，有的扎框架，有的搓纸筒，有的折纸花……”平时各家分灶而食，到农历正月初四左右开始制作花灯的时候，就在祠堂后的厨房里支起大灶。大家同吃一锅饭，同做一盏花灯，老的、少的忙成一团，话语声、欢笑声不时从祠堂里传出，古老的祠堂变得格外有生机。
在制作花灯的大人们看来，刘瑞洪跟族里其他小孩不同。他对制作花灯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坐得住，还特别细心。别的小孩来帮做花灯，都是图个新鲜，摸个两三下就待不住，相互追着跑着玩去了。刘瑞洪却可以定定地在祠堂里帮忙，跟在大人屁股后头，帮着做这做那，打打下手。
就这样，从七八岁开始，刘瑞洪与客家花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扎花灯、抢花灯、升花灯，在时光轮回中，“上灯节”成了儿时刘瑞洪一年到头最美好的期待。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刘瑞洪又继续跟着族里的老人学着制作花灯，但那时他还从没有独立完成过一次花灯制作。
时隔20年重拾技艺
上世纪60年代，受“文革”影响，拉堡镇基隆村下屯本屯刘姓家族“上灯节”就停办了。这一停就是十几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客家人重新拾掇起传统，恢复了“上灯”的习俗。
“1981年冬天，族人着手修缮刘家宗祠。”宗祠旧貌日渐恢复，但刘姓族人心里仍然空落落的——古朴庄重的上厅里，独缺了那盏寄托了客家人希望的花灯。屯里的老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宗祠修缮完工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的春节，恢复“上灯”活动。然而，在这20年间，原先制作花灯的族人大多已经亡故，或者进入垂暮之年，谁来主持制作花灯呢？那一年，刘瑞洪已近40岁。凭着年轻时帮忙扎花灯的印象，刘瑞洪自告奋勇担起这一重任。他拜了族里长辈为师，并在师父指点下，开始独立制作花灯。
1982年，基隆村下屯刘姓家族正式恢复“上灯节”。从各地赶回来的族人齐心合力，将刘瑞洪亲手扎的第一盏花灯高高挂在祠堂内，祠堂又恢复了往日的光辉，族人们的心更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娴熟技艺盼后继有人
刘瑞洪与时俱进，扎灯和上灯活动焕发出新的气息。旧时客家人制作花灯用普通纸张，颜色有红、黄、白、黑、青五色。画师还要在纸张上绘制花鸟、鱼虫等图案，象征吉庆、富贵。由于花灯要在祠堂悬挂一整年，用普通纸张裱糊的灯面，往往容易褪色、脱落。前些年，刘瑞洪买回印着各种图案的彩色包装纸，尝试用于裱糊花灯。他还买来画报装饰花灯脚，用彩色玻璃纸裁剪灯裙。虽然与传统花灯相比，刘瑞洪制作的花灯有些许不同，现在制作花灯，在尺寸和样式上大体没有变化，只是裱糊的纸张改用新材料，花灯色彩变得更加鲜艳。这一改变得到了族人的认可。“前几年，还有蛮多住在柳江其他地方的外姓客家人来跟我学做灯。他们认为我做的灯好，要学回去给他们族做花灯。”
2015年，刘瑞洪成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兴之余，他也有着担忧：自己已经70多岁，却还没有一个本族后辈跟他学习制作花灯，“我年轻的时候一方面是爱好制作手工艺品，一方面是有个情怀在里面，现在的年轻人都忙着出去工作，没有时间来学做花灯。我现在还能做就一直做，准备坚持做到后辈来接手那时，希望我不会等太久。”
本报通讯员黎海燕
石海清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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